我到曲藝團後在領導的幫助下取得了些許成績，團裡給了我很多榮譽。那會兒看我哪兒都好，八年沒有發展黨員，第一個就發展了我；在曲藝團裡所有的一等獎、先進者，甚至計劃生育獎都給我了，我說我都有兩個孩子了哪裡符合計劃生育啊，他們說我寫的關於計劃生育的相聲不是很好嘛；天安門剛開放發門票也要給我，我說別了。副團長栗麗說的話很精闢，我們哪兒是找個作家呀，我們找了一個好人！
我其實並不願意當第一。我覺得我在曲藝團寫相聲是我的業務，業務突出不見得其他事也突出。一個人難免有缺點，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我真的沒有那麼好。我這個人就是脾氣好，再無他好。
如果當了模範，好事都給一個人了，容易造成脫離群眾，成為眾矢之的。這些獎其實不是我要的，可那時候有什麼獎需要評，一開會就簡單化，就他吧。得，我整個是一獎狀倉庫！我要是真的完美無缺，別人羨慕嫉妒恨也白費。問題是我問題多多，有人挑我的毛病伸手一抓一把。其實我就是一個平常人，你硬將我往先進那兒推，別人肯定不服。
比如別人的孩子都沒有進曲藝團，我兒子進去了，這不遭恨嗎？所以，有人就抓住我的弱點到團長那裡告狀，說我這個那個，然而，我哪兒知道啊。時間一長，本來對我不錯的老團長於真開始對我有意見了。她對我有看法我不知道，我還一如既往該什麼樣什麼樣。有一次於真在北太平莊拍戲，我來晚了，一進門於真就劈頭蓋臉地批評我。當著本團的人還好，關鍵是那天當著哈爾濱曲藝團一大幫人，於真大動肝火，而且不依不饒。她說：「告訴你！我已經把你寵壞了。你現在太不像話了！」我這人天生膽小，在眾目睽睽之下變得狼狽不堪、無地自容。
第二天我趕緊到她家去檢討，平息她的怒火。快到她家時，我看見她站在公共汽車站等車，腳底下放著一盆花，我覺得我表現的時候到了，趕緊上前搭話，並把那盆花抱起來，十足的一個小丑。大熱天的，那輛公共汽車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正好有個三輪車伕騎著一輛三輪車過來，我把三輪車攔住，把老太太攙上車，把那盆花放在她腳底下，車伕打聽好地址，蹬車就走。我在車後面一路小跑，汗流滿面，真正地嘗到了卑賤的滋味。
然而，於真團長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批評我，反而變本加厲、毫無休止地，不分時間、地點、場合，能攻擊我就攻擊，好在我唯唯諾諾有一定抗擊打能力。也許她覺得收拾我能產生一定快感，權力能讓一個人紅起來，也能讓一個人毀滅。
後來我有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平時口無遮攔，信口開河愛說愛逗。他對我說：「我給你算一卦吧，你這人太老實，你本來能出大名，可是你不敢爭，你要敢爭你絕對在45歲前出一次大名。」我這人從來不信算卦，但是他說出了我的要害，那就是太老實，經常委曲求全。也許他信口開河說完也就忘了，但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他的話讓我反思，我為什麼性格這麼懦弱呀？我怎麼了？我開始恨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心想：該！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我應當振作起來，把那張偽君子的假面具扔掉，做個堂堂正正的人。從那天起我不怕了！
在一次有隊以上幹部的創作會議上，於真團長再一次向我開炮。她說：「我知道為什麼演員都愛用你的相聲，因為你在搞地下活動，把演員都請你家去吃飯拉攏關係。」她的話說完在場的人都用疑惑的目光看著我。我實在忍不住了，就大聲喊著說：「沒有！團長你這是聽誰說的？你現在到我家去看看，且不說我會不會做飯，今天早晨我愛人還因為蜂窩煤生不著跟我打架呢，那破火能請大夥兒吃飯嗎？」大家一下又把目光轉向於真，於真頓時覺得很尷尬，她的嘴囁嚅了半天把話頭轉向趙振鐸老師：「你們都是黨員，總搞哥們兒義氣。」趙振鐸也反駁說：「春明請客沒請客我不知道，但是我聲明，他家在哪兒住我不知道，他請客也沒請我。我跟他也沒有哥們兒義氣。」這個會開半截就解散了。
這就是「蔫人出豹子」。我的反抗讓老團長下不來台，她沒想到我能這樣，而且我說得有理、有力、有節。她也沒說散會，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覺得不能開了。她出了屋到業務室去，我能聽到業務室有人對她說：「不是現在……」就聽於真急了：「得了，人家沒有這事你們就別說了！」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有人在背後說我，我也夠蠢的。
不久曲藝團接到局裡下基層的任務，我們創作室一部分創作人員和演員到延慶演出。於真又開始挑我毛病了。我這次當仁不讓了。那天我們爭吵是在臨時辦公室，許多相聲演員在院子裡坐著聊天，她把我拉到外面對在場的演員說：「你們說我們倆誰對？」這簡直讓人匪夷所思，我們兩個爭吵，你讓人家相聲演員摻和什麼呀？你是一個團長，人家能說不對嗎？我是一個作者跟人家也沒瓜葛，人家能說什麼。這時相聲演員殷培田站起來指著老團長於真說：「我看你又該打倒了！」殷培田的話讓於真吃了一驚！扔下我回了屋。在場的人都忍俊不禁。
經過幾次較量，於真有些收斂，不敢再當著別人的面公開給我難堪。但是後來有人告訴我說，於真通過這次較量，她認為我威信太高了，將來整她的就是我。這都哪兒跟哪兒呀！
有一次我去於真家辦事，團長不在家，她小女兒小北對我說：「廉叔叔，我勸您經常到我們家來吧，有人老在我媽那兒說您，您常來就沒人說了。」原來如此。
有一次在公共汽車上，於真對我說：「我家小北說我了，說媽，小廉叔叔對您多好呀！您幹嗎這麼對人家呀？咱們和好吧。」旁觀者明，小北是比較公正的。後來，於真為了緩解我們之間的矛盾（事先說明我根本跟她沒矛盾），拿出了一封別人給她寫的信，滿紙都是告我的狀。我不恨那些給於真寫信的人，我倒覺得她不應該讓我看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