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從同學聚會的那一刻起，就顯得有些不對勁。
2003年2月，春節剛過的一天，當晚我們要開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達》，去關注遠方硝煙漸起的戰爭。
之前，有同學從廈門遠道而來，於是，小範圍同學聚會，沒想到，飯桌上，她開始向我們「求援」，懇求幫忙找一箱「板藍根」，說剛從廣州來，那兒的醋都快賣光了，正流行一種怪病，怕廈門也買不到板藍根，所以提前防範。
我們不算閉塞人士，身在媒體，按理應當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許是中國人十分強調春節期間的安樂祥和，任何與此相關的信息都自覺地「人間蒸發」。再加上當時，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面，輿論環境仍採取寧緊毋松的管理模式，於是，這SARS已在廣東「發展壯大」了兩個多月，但硬是做到了 「好事傳千里，壞事不出門」。因此，當時的我們也並不知曉。
同學的「求援」讓我有些警覺，估計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當時的頭腦中，是絕對沒有「SARS」或「非典」這個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廣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傳真過來的，說：「廣州爆發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來報道？」
當時我是《時空連線》的製片人，這是一檔《東方時空》中十來分鐘的日播新聞專題節目，追新聞是我們的目標，加上有過前一天同學要板藍根的不同尋常，於是當機立斷，當天派記者隋笑梅和攝像趕往廣州，沒想到，這一個決定，讓我們擁有了眾多SARS報道的「第一」。
記者到達廣州後發現，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麼簡單，情形複雜得多也危險得多。2月11日，在廣州舉行了一個新聞發佈會，這是地方政府面對SARS舉行的第一個新聞發佈會。我們的記者在場。
之後是前方記者緊張的採訪，而後方，我們調整了節目方案，因為已經很容易判斷出事態的嚴重，於是，原定的一期節目，被我們改為三天三期。也就是說，《時空連線》用持續報道，來關注一個剛剛開始掀開蓋頭的怪病。
頭兩期節目，我們關注病情、事態的發展、相關的恐慌與防範，以及相關人員的採訪與提醒，我們的記者成為第一個走進患者病房的央視記者，第一個採訪到鍾南山並在之後使之成為眾多媒體焦點人物的起點。這兩期節目也成為在京主流媒體最詳細最快速關注SARS的報道，甚至有人稱之為中央媒體中的「唯一」。
但是，僅有這兩期節目是不夠的，在幾天的時間裡，我們意識到，這個傳染病的威脅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從政府那裡獲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開，那麼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將會是災難。
緊跟著，第三期節目，我們製作了「政府信息應當公開」這期節目，請到廣東省副省長與著名傳媒學者喻國明，跨地連線，在SARS的背景下，探討「政府信息公開」。雖然由於這個話題的敏感性，那一夜，我們屢屢經受波折，但在爭取、說服和適當地妥協之後，這期節目還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應當公開，被我們在節目中大力呼籲。
這三期節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幾乎絕大多數的媒體還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處於對SARS無法言說的狀態中，這三期節目則給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並沒有打算結束，雖然這三期節目播出完畢，暫時已經無法再繼續跟進，但我覺得，眼下沒有機會，自己卻不能放棄，我們的記者應當在前方留守，繼續採訪和記錄，一旦開閘，我們有第一手的東西。不難想像，這個時候，記錄的重要性和價值有多大！
記者想回北京，我開始做她的工作，甚至為她找到了一個選題：廣東春節後個別單位出現的民工荒，讓她原地製作這個選題並同時採訪記錄SARS的發展。
最後記者還是放棄，回到北京，這讓我至今想起來都有一絲遺憾。這就是一種當時憑直覺的判斷，今天回頭去想，記者如果能夠留下來是最正確的選擇，或許，這也是我提倡組內民主的「惡果」。可在當時，離開也不太壞。隋笑梅們已用創造了好幾個第一的方式初步揭開了蓋子，勞苦功高。同時可以寬慰自己的是，早回來的好處是記者們沒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則無法向她們和她們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們播出之後，《焦點訪談》也製作了一期節目，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接受採訪，談SARS的事態，播出的節目中，強調的是有挑戰但要樂觀，能控制不必驚慌。但聽說，他在錄製時也說了一些「嚴峻」的話，只不過，不符合當時的大氛圍，那些強調形勢很危險的「警世恆言」被消解掉了，當然，做主的可不是電視台。
兩個月之後，張文康因對SARS防範不力被解職，有他的同事開玩笑說：或許，他用自己的離職，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當然，這僅僅是個玩笑。
隨著《時空連線》與《焦點訪談》的播出完畢，關於SARS的報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復了平靜，SARS彷彿只是停留在廣東的一個固定區域內的傳染病，不會遠行，全社會在一些樂觀的安慰中沒有警覺，並且注意力都開始轉移。對外，是那戰爭味道越發濃厚的伊拉克；對內，是3月初馬上召開的兩會。這可是一次換屆的兩會，萬眾矚目，舉世關注，祥和的氣氛重新佔據了人們的心田。而這時，SARS這個擁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卻開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長驅直入，它的目標是北京，即將召開兩會的中國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