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人都一個德行，無非是出生、活著和死亡，這是我們的人生標配。年輕的時候做的許多夢也都在歲月蹉跎裡消磨了。或不甘平凡或安於現狀，到底我們都會歸順日常。
我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也講不出寫作的初衷，只說說三輛公交車。
這頭一輛是我們縣城的公交。我坐公交車去上學。售票員對每個人都喊：「買票了啊，買票了啊。」她是從後頭向前「收割」的。輪到我前面的兩個人時，無論售票員喊多大聲，這倆人都無動於衷。售票員說：「我的娘哎，不會聾了吧。」他們端坐如松。售票員越過他們收票錢之後，他們才掏錢買了票。為此，他們還積極討論。我聽不見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真的是聾啞人。他們打著手勢的無聲交談轟平了所有人的說話。這時候我才發現每個人都在說話，即使是一個靠窗而坐的人也在說話，而且每個人說的話都那麼強烈，並具有強烈渴望認同的腔調。在我發現「聾啞人」之前我竟然對如此輝煌的說話充耳不聞，漠然視之。這還只是開始，當我開始仔細辨認他們說話的內容時，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在試圖表達自己，並讓對方認同自己，而從來聽不見對方在說什麼。如此想來，我們所有的對話都不是對話，而是在向對方插刀子。
這第二個公交車則是我上大學以後，我坐公交車去火車站回家。半路上來一張臉。我只能說上來一張臉，因為我看見的不是一具身體，甚至不是一個人，真的只是一張臉。只見這張臉飄進公交車，並飄浮在車廂裡。這是一張被火燒燬的臉，鼻子沒了，嘴巴像是被刀子捅漏的一塊肉。真是觸目驚心吶。看到這張臉以後我沒敢再看第二次。我無意深究這張臉背後的故事。這張臉最終的後果是我因此記住了車廂裡的每張臉甚至每個表情。我坐車不下百千，看到的臉也不下千萬，從沒記住誰的臉。我記住它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對那張燒壞的臉熟視無睹，而是因為這張壞了的臉迫使我仔細去看每一張完好的、正常的臉，先前我竟然對他們熟視無睹。他們這些日常的臉呢。
我們常常會忘記身邊的一切，無論是臉，還是說話。因為我們能記住的只有特色。我爸常這麼教導我，「你要寫人，不要直接寫。比如我碰見過這麼一個人，很漂亮，只一個缺點，就是眼角有個痦子，看上去非常硌人，到底有多硌人呢，就是即使那是一張漂亮至極的臉，但你一眼看上去看到的不是一張臉而是一個痦子，這個痦子不但『搶劫』了這張臉，還構成了你之後對這個人的全部記憶。」我無意討論寫作的技巧，我只想說說太陽的背陰。
面對通篇的平平無奇，我們常常忽視。對生活視而不見，也因此生活貧乏，這是日常的報復。日常是我們的天性，而報復是日常的技藝。
一旦失去強烈事物的映照，平日的內部機理和機器運轉很難被捕捉。諸如一個挎著籃子賣雞蛋的婦女、雞鳴狗吠、打醬油的小男孩。我們看不見、找不到。這時候我一把拽住挎籃子的婦女，我問，「雞蛋怎麼賣？」令我驚訝的是她的回答。「不是雞蛋，」她難過地說，「是小雞崽。」
後來，我屢屢被這兩輛車「推倒」「軋中」，我得慢慢尋求日常，這也是我寫作的由來。因為寫作更不可避免去讀書，也讀過相當一部分書籍，常常引以為傲，也真以為自己掌握真理，可以寫作了。但第三輛公交車的出現，我才知道我正背道而馳。它讓我知道不應該太過信奉書本，更需要壓搾生活，學會日常，積攢平日的美德和惡習。
那天我坐公交車去上班，手裡也掂著書。下一站上來一位大媽，大媽坐在我旁邊，她是個頂普通的大媽，頭髮花白，皮膚皸裂。為了對抗坐車的無聊，她把手裡的一張廣告紙反覆閱讀並試圖從乾癟、統一、宣傳，甚至傳銷性質的廣告詞裡壓搾出哪怕是一點趣味性或故事性。她讀的文字比我讀過的任何長篇小說都好，都激情澎湃、熱浪滔天。
最後我要非常感謝在寫作路上給過我很大幫助的各位老師：阿丁、阿乙、笛安、王二若雅、王小山、歐寧、黃振偉、Nicky Harman和Dave Haysom等等很多人，寫不完了。還有孫海山和崔秀榮。
孫一聖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