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工團六年多的時間裡，很難忘的還有參加「四清」工作隊，「四清」也是那會兒搞運動的一部分。我們去的地方在邯鄲縣。據說，華北地區是全國重點貧窮區，河北省是華北地區重點貧困省，邯鄲地區是河北省重點貧困區，邯鄲縣是邯鄲地區重點貧困縣，全讓我趕上了。
到了那裡一看，名不虛傳確實很苦。我第一次與當地農民零距離接觸，並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那會兒搞運動，要求住在農民家，還要經常到貧下中農家裡派飯。那年代農民都很窮，自然災害後沒緩幾年，又搞運動，我們又是工作組的，農民不敢不招待。有的好一點的家庭能做點熱湯麵，差一點的做白面和玉米面兩摻的麵條，平時他們家裡天天就吃玉米面白薯粥就鹹菜。我記得那年隊裡死了一頭驢，經過貧下中農大會決議把病驢宰了，大家才能分點肉吃。按理說驢病死了，哪能吃啊？那時候就這樣窮。
我第一次派飯到一個貧下中農家，這家兩口人，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兒子，兒子有嚴重的氣管炎，喘得讓我難受。老太太給我做的是一碗兩樣面的麵條。通過訪貧問苦才知道，春節的時候，上級要求每一戶都吃上一頓餃子，即使政府做了努力，他們家過年依然沒有吃上餃子，只是吃了一頓麵條而已。到了他家我才知道家徒四壁怎麼解釋，真是太窮了。做完飯後我見老太太要給我點香油，我趕緊攔著她說別倒香油了。老大娘說了一句話，讓我記一輩子，她說：「哪有香油？一年就二兩，我給你倒的是醋。」這句話深深地震驚了我。一年一戶農民就二兩香油，現在的年輕人能想像得到嗎？
那時搞階級鬥爭，為了擴大貧農隊伍把中農分成三個等級：富裕中農、中農和下中農。下中農就算到貧農裡了，貧下中農隊伍確實擴大了。可是苦了那些富裕中農，因為，富裕中農離著富農不遠了。當了下中農就等於當了貧農自然高興，當了富裕中農就等於當了富農可就倒了霉了。有一戶中農就因為被劃成富裕中農自殺了。
當時鬥爭很尖銳，其實批鬥的幹部也常鬧出笑話。那時候農村落後老百姓多沒文化，不懂道德觀念是什麼，作風也差。婦女幹部生活極不檢點，有積極分子在批判會上，說到她和村幹部怎麼怎麼批判詞簡直不堪入耳。我們團司萬通待的那個村更逗，批判大隊幹部時竟出現這種詞，「瞧你那德行，呸，我啐你一臉狗屎！」後來這句話被我用在了作品中。
當時我負責三隊，有一次我正主持開積極分子小組會，突然有一個人推開了門就衝我跪下了，他的舉動嚇我一跳，我認為可能出大事了，趕緊站起來說：「快起來，工作隊給你做主。」然而，那個人也沒起，對著積極分子裡一個姓韓的人說：「舅舅，我媽死了。」原來是報喪來了。
前面說了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兒子過年連餃子都沒吃上。敢情這還不是最窮的，三隊有一戶貧農更窮，他是個瘸子，老婆是個啞巴，又醜又傻，村裡人都管她叫「梅蘭芳」。窮人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越窮越生孩子。因為開貧下中農會他老不參加，為了瞭解情況我派飯到他家。我走到屋裡一看，炕上除了一大堆孩子外，什麼也沒有，冬天把炕燒熱了，就藉著這個熱乎氣過冬。那位貧農窮得沒有枕頭，腦袋枕著兩塊磚，身體緊貼著熱炕。我問他為什麼老不開會。他說他冷。他掀開衣服讓我看，原來大冬天他只穿著一身破單衣單褲。我看他可憐，就把秋褲秋衣借給他穿，他才能夠參加積極分子會。群眾看我能不嫌髒到「梅蘭芳」家吃飯對我都很佩服，一時間大家積極性也很高。
我後來調到大隊裡當工作組組長的秘書，工作組組長是軍區法院的一位叫婁玉的院長。開始的時候，我給他寫材料，他用紅筆改後整個材料幾乎全是紅的，而我費勁巴拉寫的沒留下什麼東西。後來婁院長問我什麼文化程度，我回答說上過中專。他什麼也沒說，我知道他有些看不起我，我這人臉皮厚也不會寫這些東西，後來我自己按照別人寫的照貓畫虎地給他寫材料，不到一個禮拜，我的水平提高很快，他改得越來越少了。有一天他笑著對我說：「開始我懷疑你的文化，現在看你水平提高得挺快。」又經過一段時間，他又對我說，希望我能跟著他調到軍區法院。這真是婁玉院長對我看法的一個超越！
那一年北京軍區參加「四清」的有許多年輕人，他們來自各個單位，有文工團的演員，有體工隊的運動員，大部分同志都沒有參加過這種與階級敵人面對面的鬥爭，有的甚至像第一次上戰場，疑神疑鬼以致草木皆兵。有個搞體育的工作隊隊員更逗，他們在的村過去出土匪，專政對像大多是當過土匪的人，由於工作需要，要和壞分子面對面談話，這讓他思想壓力很大。由於心裡害怕，他對村裡的民兵說：「我讓他交代問題的時候你們都要躲在窗戶兩邊拿著槍藏著以防萬一，他要是不老實，我一拍桌子，你們就把刺刀伸進來。」在審問中，他越看這個當過土匪的人越害怕。忍不住一拍桌子，唰的一下，外面兩把刺刀從窗戶外伸了進來，把被審問的人嚇得直哆嗦。
工作隊隊員的組成也是參差不齊，我所在的村除了我們部隊的以外還有一部分是地方派下來的，其中還有各層幹部，也有抽調上來的一部分青年農民。這些農民多數沒什麼文化，知道我是北京來的，一見面就問我見過毛主席嗎。毛主席有房高嗎。隊員中能上六年級或者初中一二年級就很不錯了。這些人培養出來將來回去是要當村幹部的。
我們隊就有一位很要強的農民，一看家庭條件就不好，洗臉別說沒有香皂，連塊肥皂都買不起，每天就用手生搓。我每次要把肥皂給他用，他都婉然拒絕，我看出他自尊心很強，想通過這次「四清」回去提村幹部。我很喜歡他這種精神。他對我說他不懶，他每次到地裡幹完活在回家的路上，都順手打草回去餵豬。這個農民最看不起懶人，他說窮不怕，懶人太可怕了。
「四清」對我來說，能夠和農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直接接觸基層的農民，瞭解他們的方方面面，給我後來的寫作提供了許多一手材料。
我記得二隊隊長叫韓國忠，就是一個典型中農。他是一個老實人，但是那種小農的自私、愛佔小便宜在他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據說，他平時穿一件大襖，襖上有一個大兜子，下地幹活時經常把麥穗什麼的往兜子裡放。
我第一次找他談話是在小學校的一個教室裡，我們倆都坐在破課桌上，我還沒說話，韓國忠就哆嗦得不行，那個小破桌子抖個不停，我們說話都帶著顫音，一看他就是個膽小怕事的人。
他早期入黨，在後期黨員登記的時候，他就是不來登記，像這種情況，上面讓我們提醒他看是不是忘記了。於是我主動去找他提醒他，他卻說知道，不登記了。在當時那個時代放棄黨員身份等於自己給自己告了。他為什麼要放棄登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一瞭解，敢情事出有因。他聽說徵兵黨員要帶頭，他兒子想參軍又非常積極，但他兒子是他家主要勞動力，他不同意又沒辦法，所以說什麼也不當黨員了，主要為的是不讓他兒子參軍。他兒子為這事氣得簡直要瘋。
後來改選隊長他落選了，按當時的規定，每天下地幹活隊長要負責敲鐘，他雖不是隊長了但每天還正點來敲鐘。有人跟他說隊長不是你了知道嗎，他說知道，我敲習慣了。新隊長是個年輕人，想過過癮都不行，我覺得這個老中農實在是很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