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團始終有幾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戰友讓我懷念。人一生都離不開人，人與人一見面就產生關係，並與這些人共有一個時代背景。在特殊的生活狀態裡，所不同的是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生活感觸和價值觀。
團裡有一個說相聲的演員叫任京生，長得很帥且聰明，他本是獨子，有些嬌慣，平時不免清高，自命不凡。再說，我和任京生同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屆文藝匯演的時候從連隊調來的。他是63軍的，我是69軍的，匯演的時候在一起，我是笛子獨奏，他說相聲。
本來調上來的人不只是我們兩個人，我們倆是大浪淘沙歷經篩選留下來的。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要穿上一身領章上有一個五線譜，五線譜上有個笙的圖案的部隊文工團的軍裝，走到哪裡都會讓人羨慕。然而，時間一長感覺就滿不是那麼回事了。實際上不像任京生想像的那樣，雖然從戰士變成了演員，只不過表面榮光而內裡寒酸，又趕上他父親在國民黨部隊是連級以上的官屬專政對象，在那個年代，出身不好是有思想壓力的。後來他和我講了一句話讓我一生難忘。有一次開大會，軍區首長講完話讓學員收拾講台，首長抽的都是好煙，我和他抽不起好煙，一邊收拾一邊撿煙屁。任京生說了一句話讓我震驚。他說：「人不能太狂了，以前抽煙，我抽半截就扔了，現在我卻撿煙屁股。」「人不能太狂了」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上，所以後來我有了點名也不敢張狂，就怕以後有報應。
我們關係好且住在一屋，冬天很冷，燒爐子。我和任京生每天晚上打一盆水，把火封上後，把水燉爐上，第二天早上可以用溫水洗臉。有一天我躺下了，任京生打了水放在爐子邊上，沒放在爐子上，他讓我放上去，可是我以自己躺下為由，怎麼都不放。氣得任京生說我不講理。我狡辯說誰打的水就應該誰放上去。他說你不放我也不放，我說不放就不放，反正我這人沒你愛乾淨，明天不洗臉了。任京生一聽沒有辦法，只好把水放到爐子上。我們就這樣每天鬥嘴玩，其實感情非常深。
我們倆都出身不好，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開始受到歧視。那時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經常要派部隊的人維持秩序，我們非常羨慕那些被挑上去天安門執行任務的人。毛主席一連氣接見了八次紅衛兵，到了第七次還沒有我們倆，我們心理壓力越來越大，心想領導怎麼這麼不信任我們呢？這麼點政治待遇都不給呢？我們實在覺得委屈，就找指導員反映情況。還不錯，不久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時部隊就派我們倆去執行任務。那天也湊巧，給我們安排在金水橋，離著毛主席很近。回來以後李政委在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我們，說：「有的人發牢騷不讓他們去天安門執行任務，不信任你們能安排在天安門金水橋嗎？」回到宿舍任京生幽默地說：「別逗了！要知道是金水橋早換人了。」我也不明白，我說：「接見紅衛兵執行任務，怕咱們倆參加幹什麼？」任京生說：「怕咱們扔手榴彈。」現在想起來都讓人費解。這可能嗎？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還有一段小插曲。現在回憶起來都讓人啼笑皆非。怎麼回事呢？過去的門都特別硬，用摁釘按主席像按不進去，有時按上去那釘子就歪了，表面上按上了，實際單擺浮擱著呢，我們倆以為按牢了就出門了。回來時一推門，主席像掉在地上了，我們倆不知道，一人一腳正好踩在主席像上，還是臉上。當時兩個人很害怕，這可怎麼辦。我還比較鎮靜，就對任京生說：「沒事，我們擦擦。擦乾淨了就行了。」於是我們倆拿一個乾淨毛巾擦。可是，擦了半天總還能看見鞋印。這下我們倆有些慌了，趕緊用濕毛巾擦。哎，真擦乾淨了，鞋印看不到了。我們倆如釋重負，正在高興，再一看那張主席像又出問題了，因為是紙的，紙一著水干了以後皺了，毛主席那臉褶子呀！這下怎麼辦呀？我們兩個人又害怕了。後來我們把這張主席像壓在玻璃板底下，心想壓平了就好了。沒想到桌子面不平，怎麼壓那褶子也壓不平。最後把主席像放在床鋪底下，坐著壓，心想坐坐也就平了。正在這時候，有人敲門，我們倆誠惶誠恐不知所措，要讓人發現我們把毛主席像坐在屁股底下，這罪過可就大了。這時敲門聲越來越急促，我們倆決定實話實說。
打開門一看是指導員葛藝亮。指導員一進來就質問我們兩個人搞什麼名堂，敲這麼半天門都不開。當時我們倆嚇得快哭了，把事情告訴了他。指導員一聽也害怕了，因為他是地主出身，說了一句知道了，也沒說怎麼處理，轉身就跑了。
若干年以後我跟任京生見了面，想起那時受的罪還感慨萬千，常常落淚。後來任京生當了副廠長，沒干曲藝。他比我大一歲，在那種時代背景下，在壓抑、恐怖的氣氛中，兩個人能夠互相鼓勵，著實不易。任京生不幸去世後，我仍然非常懷念他。
曲藝隊還有一個人叫司萬通，是一個彈三弦的天津人，他和我的關係也很好。他戴個眼鏡，白白淨淨文縐縐的，說話也不乏幽默。他去得早，已經享受級別待遇，比我們有錢，一起出去非常大方。比如，在外面吃飯，我只負責占座，他負責花錢買飯。我們倆都是樂隊的樂手，沒事總開玩笑。
司萬通近視，在太行山山裡演出，住處沒有電燈，只能點蠟燭，他點著蠟燭然後掉過頭來滴蠟油，本來應放在滴好的蠟油上，由於他近視，滴上後把蠟放別處了，根本沒放在蠟油上，幾個蠟燭全倒了。我們常拿他近視開玩笑。
因為那會兒生活困難，我買不起衛生紙，上廁所找張報紙就解決了。有的時候找不著紙有那發壞的給你一張畫報，怎麼也擦不乾淨。司萬通比我們有錢，到哪兒都用衛生紙，這讓我們很羨慕。有一次我聽女演員說什麼脫脂棉，誤認為是一種新衛生紙，就對司萬通說：「萬通，你還用衛生紙呢，人家都用脫脂棉了。」司萬通一聽就說：「脫脂棉是什麼？」我說：「新衛生紙呀！」司萬通不服地說：「脫脂棉有什麼了不起，他們用得起，咱們也用得起，走，跟我買脫脂棉去。」那時候我們正在山西太原演出。說完我就陪他上了太原大商場。司萬通問一位女售貨員：「同志，有脫脂棉嗎？」人家說有。我們倆心照不宣地點了點頭。等人家拿出一包遞給司萬通，司萬通接過來用手指一捏覺得不對，說：「廉兒頭，棉花！」我們倆騷不打臉地回了駐地。隊裡的人知道後，無人不樂。
後來司萬通轉業回了天津，多次打聽至今沒得到他的消息，他是個好人，我也非常想念他。
還有一個人和我關係好就是錢勇夫。錢勇夫現在是著名影視演員，他在趙寶剛拍的電視劇《永不瞑目》裡演大毒梟歐陽天。那個片子收視率很高，主要演員有陸毅和袁立。
錢勇夫招來市場唱山東琴書的，但是，時間不久他就跟我們曲藝隊老演員徐澄抗美援越去了越南。錢勇夫是一個閒不住的人，不甘寂寞，他復員後到了廣播文工團的話劇團，就是陳道明的團。
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時候也很有趣。有一天他給我打電話，說：「我是錢勇夫，我住八大處別墅這裡。我想你了，你要不來，我永遠不理你。」我忙說：「別這樣。我們家老山有一趟公共汽車，直通你們家，這就去！」說完我就去找他。在他家他告訴我剛拍了一個戲，要播了，就是那部《永不瞑目》。我衷心地對他表示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