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口
那年我還小，記不清是幾歲了。我母親故去後，父親晚上帶著我睡。我覺得脖子後面不舒服。父親拿燈照照，腫了，有一個小紅點。半夜又照照，有一個小桃子大了。天亮再照照，有一個蓮子盅大了。父親說：「壞了，是對口！」
「對口」是長在第三節頸椎處的惡瘡，因為正對著嘴，故名「對口」，又叫「砍頭瘡」。過去刑人，下刀處正在這個地方——殺頭不是亂砍的，用刀在第三頸節處使巧勁一推，腦袋就下來了，「身首異處」。「對口」很厲害，弄不好會把脖子爛通——那成什麼樣子！
父親拉著我去看張冶青。張冶青是我父親的朋友，是西醫外科醫生，但是他平常極少為人治病，在家閒居。他叫我趴在茶几上，看了看，哆哆嗦嗦地找出一包手術刀，挑了一把，在酒精燈上燒了燒。這位張先生，連麻藥都沒有！我父親在我嘴裡塞了一顆蜜棗，我還沒有一點準備，只聽得呼的一聲，張先生已經把我的對口豁開了。他怎麼擠膿擠血，我都沒看見，因為我趴著。他拿出一卷繃帶，搓成條，蘸上藥——好像主要就是凡士林，用一個鑷子一截一截塞進我的刀口，好長一段！這是我看見的。我沒有覺得疼，因為這個對口已經熟透了，只覺得往裡塞繃帶時怪癢癢的。都塞進去了，發脹。
我的蜜棗已經吃完了，父親又塞給我一顆，回家！
張先生囑咐第二天去換藥。把繃帶抽出來，再把新的蘸了藥的繃帶塞進去。換了三四次。我注意到塞進去的繃帶越來越短了。不幾天，就收口了。
張先生對我父親說：「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聲！」幹嗎要哼呢？我沒覺得怎麼疼。
以後，我這一輩子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時，我都很少哼哼。難免要哼，但不是死去活來，弄得別人手足無措，惶惶不安。
現在我的後頸至今還落下了個疤瘌。
銜了一顆蜜棗，就接受手術，這樣的人大概也不多。
瘧 疾
我每年要發一次瘧疾，從小學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節。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時候，就快來了，等著吧。
有青年作家問愛倫堡：「頭疼是什麼感覺？」他想在小說裡寫一個人頭疼。愛倫堡說：「這麼說你從來沒有頭疼過，那你真是幸福！頭疼的感覺是沒法說的。」中國（尤其是北方）很多人是沒有得過瘧疾的。如果有一位青年作家叫我介紹一下瘧疾的感覺，我也沒有辦法。起先是發冷，來了！大老爺升堂了——我們那裡把瘧疾開始發作，叫作「大老爺升堂」，不知是何道理。趕緊鑽被窩。冷！蓋了兩床厚棉被還是冷，冷得牙齒得得地響。冷過了，發熱，渾身發燙。而且，劇烈地頭疼。有一首散曲詠瘧疾：「冷時節似冰凌上坐，熱時節似蒸籠裡臥，疼時節疼得天靈破，天呀天，似這等寒來暑往人難過！」反正，這滋味不大好受。好了！出汗了！大汗淋漓，內衣濕透，遍體輕鬆，瘧疾過去了，「大老爺退堂」。擦擦額頭上的汗，餓了！坐起來，粥已經煮好了，就一碟甜醬小黃瓜，喝粥，香啊！
杜牧詩云：「忍過事則喜。」對於瘧疾也只有忍之一法。挺挺，就過來了，也吃幾劑湯藥（加減小柴胡湯之類），不管事。發了三次之後，都還是吃「藍印金雞納霜」（即奎寧片）解決問題。我父親說我是陰虛，有一年讓我吃了好些海參。每天吃海參，真不錯！不過還是沒有斷根。一直到1939年，生了一場惡性瘧疾，我身體內部的「古老又古老的瘧原蟲」才跟我徹底告別。
惡性瘧疾是在越南得的。我從上海坐船經香港到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到昆明去考大學。到昆明寄住在同濟中學的學生宿舍裡，通過一個間接的舊日同學的關係。住了沒有幾天，病倒了。同濟中學的那個學生把我弄到他們的校醫務室，驗了血，校醫說我血裡有好幾種病菌，包括傷寒病菌什麼的，叫趕快送醫院。
到醫院，護士給我量了量體溫，體溫超過四十度。護士二話不說，先給我打了一劑強心針。我問：
「要不要寫遺書？」
護士嫣然一笑：「怕你燒得太厲害，人受不住！」
抽血，化驗。
醫生看了化驗結果，說有多種病菌潛伏，但是主要問題是惡性瘧疾。開了注射藥針。過了一會兒，護士拿了注射針劑來。我問：「是什麼針？」
「606。」
我趕緊聲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從來沒有……
「這是治療惡性瘧疾的特效藥。奎寧、阿脫平，對你已經不起作用。」
606，瘧原蟲，傷寒菌，還有別的不知什麼菌，在我的血管裡混戰一場。最後是606勝利了。病退了，但是人很「吃虧」，醫生規定只能吃藕粉。藕粉這東西怎麼能算是「飯」呢？我對醫院裡的藕粉印象極不佳，並從此在家裡也不吃藕粉。後來可以喝蛋花湯，蛋花湯也不能算飯呀！
我要求出院，醫生不准。我急了，說，我到昆明是來考大學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讓我出院，那怎麼行！
醫生同意了。
喝了一肚子蛋花湯，暈暈乎乎地進了考場。天可憐見，居然考取了！
自打生了一次惡性瘧疾，我的瘧疾就除了根，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復發過。也怪。
牙 疼
我從大學時期，牙就不好。一來是營養不良，饑一頓，飽一頓；二來是不講口腔衛生。有時買不起牙膏，常用食鹽、煙灰鬍亂地刷牙。又抽煙，又喝酒。於是牙齒齲蛀，時常發炎——牙疼。牙疼不很好受，但不至於像契訶夫小說《馬姓》裡的老爺一樣疼得吱哇亂叫。「牙疼不是病，疼起來要人命」，不見得。我對牙疼泰然置之，而且有點幸災樂禍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麼花來！我不會疼得「五心煩躁」，該咋著還咋著。照樣活動。腮幫子腫得老高，還能談笑風生，語驚一座。牙疼於我何有哉！
不過老疼，也不是個事兒。有一隻糟牙，已經活動，每次牙疼，它是禍始。我於是決心拔掉它。昆明有一個修女，又是牙醫，據說治牙很好，又收費甚低，我於是攢借了一點錢，想去找這位修女。她在一個小教堂的側門之內「懸壺」。不想到了那裡，側門緊閉，門上貼了一個字條：修女因事離開昆明，休診半個月。我當時這個高興呀！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去，興盡而歸，何必見戴！我拿了這筆錢，到了小西門馬家牛肉館，要了一盤冷拼，四兩酒，美美地吃了一頓。
昆明七年，我沒有治過一次牙。
在上海教書的時候，我聽從一個老同學母親的勸告，到她熟識的私人開業的牙醫處讓他看看我的牙。這位牙科醫生，聽他的姓就知道是廣東人，姓麥。他拔掉我的早已糟朽不堪的糟牙。他的「手藝」（我一直認為治牙鑲牙是一門手藝）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他很有好感，因為他的候診室裡有一本A.紀德的《地糧》。牙科醫生而讀紀德，此人不俗！
到了北京，參加劇團，我的牙越發地不行，有幾顆陸續跟我「辭行」了。有人勸我去裝一副假牙，否則尚可效力的牙齒會向空缺的地方發展。通過一位名琴師的介紹，我去找了一位牙醫。此人是京劇票友，唱大花臉。他曾為馬連良做過一枚內外純金的金牙。他拔掉我的兩顆一提溜就下來的病牙，給我做了一副假牙。說：「你這樣就可以吃飯了，可以說話了。」我還是應該感謝這位票友牙醫，這副假牙讓我能吃爆肚，雖然我覺得他頗有江湖氣，不像上海的麥醫生那樣有書卷氣。
「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劇團的大門，大門匡的一聲被踢開，正摔在我的臉上。我當時覺得嘴裡亂七八糟！吐出來一看，我的上下四顆門牙都被震下來了，假牙也斷成了兩截。踢門的是一個翻跟頭的武戲演員，沒有文化。就是他，有一天到劇團來大聲嚷嚷：「同志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往後吃油餅便宜了！」——「怎麼啦？」——「大慶油田出油了！」這人一向是個冒失鬼。劇團的大門是可以裡外兩面開的玻璃門，玻璃上糊了一層報紙，他看不見裡面有人出來。這小子不推門，一腳踹開了。他直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說：「沒事兒！沒事兒！你走吧！」對這麼個人，我能說什麼呢？他又不是有心。掉了四顆門牙，竟沒有流一滴血，可見這四顆牙已經衰老到什麼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假牙左邊半截已經沒有用處，右邊的還能湊合一陣。我就把這半截假牙單擺浮擱地安在牙床上，既沒有鉤子，也沒有套子，嗨，還真能嚼東西。當然也有不方便處：一、不能吃脆蘿蔔（我最愛吃蘿蔔）；二、不能吹笛子了（我的笛子原來是吹得不錯的）。
這樣對付了好幾年。直到1986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前，我才下決心另裝一副假牙。有人跟我說：「瞧你那嘴牙，七零八落，簡直有傷國體！」
我找到一個小醫院，建築工人醫院。醫院的一個牙醫師小宋是我的讀者，可以不用掛號、排隊，進門就看。小宋給我檢查了一下，又請主任醫師來看看。這位主任用鑷子依次掰了一下我的牙，說「都得拔了。全部『二度動搖。』做一副滿口。這麼湊合，不行。做一副，過兩天，又掉了，又得重做，多麻煩！」我說：「行！不過再有一個月，我就要到香港去，拔牙、安牙，來得及嗎？」——「來得及。」主任去準備麻藥，小宋悄悄跟我說：「我們主任，是在日本學的。她的勁兒特別大，出名的手狠。」我的碩果僅存的十一顆牙，一個星期，分三次，全部拔光。我於拔牙，可謂曾經滄海，不在乎。不過拔牙後還得修理牙床骨——因為牙掉的先後不同，早掉的牙床骨已經長了突起的骨質小骨朵，得削平了。這位主任真是大刀闊斧，不多一會兒，就把我的牙骨剷平了。小宋帶我到隔壁找做牙的技師小馬，當時就咬了牙印。
一般拔牙後要經一個月，等傷口長好才能裝假牙。但有急需，也可以馬上就做，這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即刻」。
「即刻」本是權宜之計，小馬讓我從香港回來再去做一副。我從香港回來，找了小馬，小馬把我的假牙看了看，問我：「有什麼不舒服嗎？」——「沒有。」——「那就不用再做了，你這副很好。」
我從拔牙到裝上假牙，一共才用了兩個星期，而且一次成功，少有。這副假牙我一直用到現在。
常見很多人安假牙老不合適，不斷修理，一再重做，最後甚至就不再戴。我想，也許是因為假牙做得不好，但是也由於本人不能適應，稍不舒服，即覺得彆扭。要能適應。假牙嘛，哪能一下就合適，開頭總會格格不入的。慢慢地，等牙床和假牙已經嚴絲合縫，渾然一體，就好了。
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
1992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