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其人，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但也不夠熟悉。我所知的，他原名振青，飄萍是他的筆名，有時署阿平、青萍。那青萍的名兒，更為巧妙，原來同時有位林萬里，號白水，從事新聞工作，倡言無忌，觸犯了萬惡的軍閥，而被借端殺害，因此「白水青萍」，成為一副對子了。飄萍是浙江金華人，生於一八八四年，死於一九二六年，僅四十二歲，倘不死於非命，正是有為之年，尚有一番事業可做哩。
我為什麼說對他並不陌生呢？飄萍是南社成員，我前幾年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南社叢談》，曾給飄萍寫過傳略。又我以前擔任肇和中學的課務，該校校長姓關，他和飄萍的妹妹一萍和一萍的丈夫何漢文相稔。一萍工畫山水，又擅花卉，一度在上海舉行畫展，由關校長介紹，約了我和一萍會晤，參觀了她的數十件作品，花鳥流妍，林嵐殊色，為之引企清輝，傾佩無量，即為她寫了一篇宣傳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此後又從包天笑前輩處，得知飄萍夫婦的遺聞佚事。天笑前輩年老不出門，擬把飄萍的遺物，一根手杖轉贈給我。這時他遠在香島，沒有便人帶來，也就作罷。凡此種種，飄萍其人，兀是在我頭腦裡縈繫著，留了一些印象。
天笑前輩和飄萍結成友誼，往還很密，彼此熟不拘禮，那是有一段經過的。天笑認識飄萍，是他的夫人湯修慧介紹的。修慧很賢能，又善文墨，喜歡投稿。這時天笑應狄楚青的邀請，擔任《時報》的附刊編輯，又兼編《婦女時報》，那是一種定期雜誌，既以婦女為名，當然歡迎婦女的作品。但其時風氣未開，閨閣筆墨，秘不示人，所發表的，大都是男子所作，化名某某女士。即使真的是婦女，也往往幕後有人捉刀。修慧卻是例外，筆下很來得，又和天笑是蘇州同鄉，她寄寓杭州，肄業杭州的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經常寫些教育、衛生方面的短文，其中適合《婦女時報》體裁的，她一篇篇寄去，一篇篇照登。她是落落大方的新婦女，一次來到上海，便去拜訪編輯包天笑，天笑和她一接觸，知道她頗有文化，這些文章確是出於她的手筆，因而對她非常歡迎。過了幾個月，她和飄萍同來上海，便偕訪天笑。談得很投契，天笑請他們夫婦倆吃小館子，盤桓了數天才回杭州。有一次，天笑游杭，他們夫婦倆竭誠招待，到樓外樓吃醋溜魚，盪舟三潭印月，進白蓮藕粉，進一步加深了友誼。
一九一二年，飄萍在杭州，和杭辛齋創辦《漢民日報》，經常在報上揭露貪官污吏與地方豪紳的醜行。對袁世凱盜民國之名，行專制之實，加以尖銳的譏諷。袁氏於—九一四年，將《漢民日報》封禁，飄萍流亡日本，組織東京通訊社。當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向袁氏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首先在外國報刊上透露，飄萍立即馳報國內，從而激起全國人民對袁氏的憤怒聲討。一九一六年邵飄萍回國，任《申報》《時報》《時事新報》通訊員。他任《時報》通訊員，就是由天笑介紹的。一九一八年，他創辦新聞編譯社，同年又辦《京報》。他在《創刊詞》上寫著「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五四」運動爆發時，飄萍激於愛國義憤，在報上公開揭露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賣國罪行，觸怒了段祺瑞政府，下令查封《京報》。
《京報》被封後，他再度往日本，過了兩年返國。《京報》復刊，請潘公弼為編輯主任。公弼，上海嘉定人，曾任《時事新報》經理，也是老報人，時凌霄漢閣主徐彬彬賦閒著，飄萍也在《京報》社，安排了他一個位置。天笑到北京，經常住在飄萍家裡，長日無聊，便和湯修慧、潘公弼、徐彬彬打小牌消遣。飄萍忙得很，日間總在外面交際應酬，有時逛妓院，因為這兒頗多官場中人，在談笑中可以探得些政治消息，充作新聞資料。
飄萍嫉惡如仇，反對帝制派，反對大軍閥和一些賣國賊，被拘禁了多次，釋放後還是把筆墨當作匕首，鋒利無比，所以他到哪裡，偵探跟到哪裡。這些偵探化了裝，很隱秘。有一次，軍警到《京報》館來抄查，飄萍不在館中，卻把潘公弼捉將官裡去。修慧能幹得很，四出疏通和呼籲，公弼居然給她保釋出來。飄萍暫來上海，經濟很窘，向天笑告貸，意志還是堅強不屈，對天笑說：「這些軍閥，鬼鬼祟祟，搗亂世界，設計害民，我偏要撕破他們的畫皮。」過了一個時期，飄萍又到北京，照樣活動，照樣應酬。那些軍閥，尤其是張宗昌，對其恨之切齒，欲得之而甘心，表面上不露聲色，若無其事，暗中派了密探，亦步亦趨地跟蹤著。可是飄萍警惕性很高，覺得不對頭，避居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不敢貿然外出。他在那兒住了好多日子，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地回到家裡，天沒亮再赴東交民巷。有一次，在東交民巷出來，碰到熟人張漢舉，張告訴飄萍，「外間已沒有什麼風聲，事已過去，你何必這樣顧慮，自討苦吃？」飄萍信以為真，回家會友，弛其防衛。沒有幾天，在一個晚上，一些狐假虎威的軍警，直闖進來，拔出手槍，強迫飄萍登上囚車，張宗昌立命他的鷹犬王琦，把飄萍槍決。他的夫人湯修慧潛避他處，以防株連。直至—九二八年，北伐軍到了北京，湯修慧復刊《京報》，以紀念飄萍。並刊印了飄萍的著作《失業的問題》《各國社會思想》等。
上面不是談到飄萍的遺物一根手杖嗎？這根手杖，怎麼到了天笑手裡，也得帶一筆，作為說明。一次，天笑由北京乘火車回上海，飄萍買了一張月台票，親自送天笑上車，依依惜別，講了許多話，及聽到開車信號，飄萍急忙下車，遺忘了手杖，天笑立即把手杖伸出窗外，請飄萍來接。奈車已駛動，飄萍揚著手說：「不要了，不要了，這根手杖給你留作紀念吧！」果真這是最後一面，人亡物在，作為紀念品了。
公家為了紀念飄萍，把北京宣武區魏染胡同他的故居，重加修葺，供人瞻觀。
最近，友人安健從無錫來滬，與我談及飄萍當時還有一位夫人祝文秀，今已八十多高齡，尚寓居無錫郊區，安健曾去採訪，得知一些飄萍有關的佚事。文秀早年是一位京劇演員，略有一些小名氣，飄萍觀劇，很賞識她，頗思委禽娶納。可是文秀認為飄萍是報界中人，不符她的理想。飄萍卻認識文秀的母親某氏，某氏能作幾筆國畫，飄萍便經常帶些名人畫冊，贈給她，她很為欣感。有一次，飄萍不知從哪裡物色到一幅摹仇十洲韻仕女畫，設色蒨麗，儀態萬方，更逗某氏的喜愛，便慫恿其女隨伺飄萍，成為佳偶。飄萍得暇，教之讀書，因此具有相當文化，曾與飄萍到過日本，攝有照片，今尚留存。據聞，飄萍被害，馬連良為之收屍，遺體亦留一照，右眼下有一洞，即飲彈的創痕。又有一墓地照。這些東西，文秀匿藏了數十年，直至飄萍昭雪，列為烈士，才敢出以示人。至於文秀早年的倩影，上面有飄萍親筆題著「七妹留念」四字。人們以為她是飄萍第七個夫人，實則不然，所謂七妹，是文秀在家為第七個女兒而已。這個倩影，文秀也保存著沒有失掉。所居處且有一書桌，一旋轉椅，都是飄萍生前所用的傢俱，今則旋椅的足，以越年久遠，被蛀蟲所蛀蝕，失其效用了。又飄萍生前，和張季鸞相友善，及飄萍死，文秀生活很苦，季鸞憐憫，月致生活費，文秀非常銘感，但她不肯受例外的惠貽，堅辭不取，結果卻不過情，只得留存不用，積有若干數字。一日，季鸞忽來，向她商懇說：「近正做著一注生意，手頭尚缺數百金，能否和你相商，挪移一下，以供急需，容日後奉還。」文秀當然慨允所請，如數與之。大約過了一二個月，季鸞欣然往訪，奉還借項，且云：「這注生意，獲得意外利潤，你相助一臂之力，應得半數，這是你份內之錢，由你貼補家用吧！」事後，經文秀調查，才知季鸞做生意，並沒有這回事，無非故弄玄虛，務使她取之心安理得罷了。季鸞重生死之誼，的確可以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