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魯迅作故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裡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裡，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裡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後，正是報館裡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面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運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知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著對日開戰，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吊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熱鬧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余閒，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相見，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面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裡——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兒胡同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裡。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彷彿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鐘。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面，正當胡同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裡長著三四株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裡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裡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只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閒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鬍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裡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的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著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髮胡同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捨來的路上，因回憶著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著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制性慾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數年前，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後面西三條的小房子裡，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裡，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制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城門內巡捕廳胡同的老宅裡。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裡，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們，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歷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裡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與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裡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繕，他們弟兄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裡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胡同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安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現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後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只發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功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著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裡閒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麼？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的說，但做到無論什麼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於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麼久，可是他終於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於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只限於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連戲等，最多也只聽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鬥》裡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
對於目連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裡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著腹部，口叫著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的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後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並且很幽默的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麼？”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己氏鬧反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願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的不大規模（或正式）的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魯迅的對於後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於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於沉鍾社的幾位，對於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於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後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唸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
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做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後經過，《兩地書》裡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是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季茀，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僉事，故而總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面就在《語絲》上攻擊《現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尤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代評論》的一批幹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攻擊《現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鬥之中，他與許廣平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後，我和他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範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後，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
“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打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松。”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麼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後，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了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後，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誡親屬似地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斯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裡，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以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裡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裡。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麼？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John Halifax 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裡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裡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裡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他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裡喝過白干；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麼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並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於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於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較問題之後，就勸她，以後，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後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後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請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的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於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閒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鬥。這呆斗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哪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裡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的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裡，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的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因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瞭。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了他們，而真理愈得闡發。他們的成名，是煙火似地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村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裡可以不必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