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兄曼陀，名華，長於我一十二歲，同生肖，自先父棄養後，對我實系兄而又兼父職的長輩，去年十一月廿三，因忠於職守，對賣國汪黨，毫不容情，在滬特區法院執法如山，終被狙擊於其寓外。這消息，早就在中外各報上登過一時了。最近接得滬上各團體及各聞人發起之追悼大會的報告，才知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必有正論。他們要盛大追悼正直的人，亦即是消極警告那些邪曲的人的意思。追悼會，將於三月廿四日，在上海湖社舉行。我身居海外，當然不能親往祭奠，所以只能撰一哀輓聯語，遙寄春申江上，略表哀思。
天壤薄王郎，節見窮時，各有清名聞海內；
乾坤扶正氣，神傷雨夜，好憑血債索遼東。
溯自胞兄殉國之後，上海香港各雜誌及報社的友人，都來要我寫些關於他的悲悼或回憶的文字，但說也奇怪，直到現在，仍不能下一執筆的決心。我自己推想這心理的究竟，也不能夠明白的說出。或者因為身居熱帶，頭腦昏脹，不適合於作抒情述德的長文，也未可知。但一最可靠的解釋，則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裡，漸漸的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情感擴大之後，在質的一方面，會變得稀薄一點，而在量的一方面，同時會得增大，自是必然的趨勢。
譬如，當故鄉淪陷之日，我生身的老母，亦同長兄一樣，因不肯離去故土而被殺；當時我還在祖國的福州，接得噩耗之日，亦只痛哭了一場，設靈遙祭了一番，而終於沒有心情來撰文以志痛。
從我個人的這小小心理變遷來下判斷，則這一次敵寇的來侵，影響及於一般國民的感情轉變的力量，實在是很大很大。自私的，執著於小我的那一種情感，至少至少，在中國各淪陷地同胞的心裡，我想，是可以一掃而光了。就單從這一方面來說，也可以算是這一次我們抗戰的一大收穫。
現在，閒談暫且擱起，再來說一說長兄的歷史性行吧。長兄所習的雖是法律，畢生從事的，雖系乾燥的刑法判例；但他的天性，卻是傾向於藝術的。他閒時作淡墨山水，很有我們鄉賢董文恪公的氣派，而寫下來的詩，則又細膩工穩，有些似晚唐，有些像北宋人的名句。他的畫集，詩集，雖則份量不多，已在香港上海製版趕印了。大約在追悼會開催之日，總可以與世人見面，當能證明我這話的並非自誇。至於他行事的不苟，接人待物的富有長者的溫厚之風，則凡和他接近過的人，都能夠說述，我也可以不必誇張，致墮入諛墓銘旌的常套。在這裡，我只想略記一下他的歷史。他生在前清光緒十年的甲申，十七歲就以府道試第一名入學，補博士弟子員。當廢科舉改學堂的第一期裡，他就入杭府中學。畢業後，應留學生考試，受官費保送去日本留學，實系浙江派遣留學生的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早稻田大學師範科畢業後，又改入法政大學，三年畢業，就在天津交涉公署任翻譯二年，其後考取法官，就一直的在京師高等審判廳任職。當許公俊人任司法部長時，升任大理院推事，又被派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一年回國，也就在大理院奉職。直到九一八事變起來之日，他還在瀋陽作大理院東北分院的庭長兼代分院長。東北淪亡，他一手整理案卷全部，載赴北平。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堂，經接收過來以後，他就被任作臨時高等分院刑庭庭長，一直到他殉職之日為止。
在這一個簡短的略歷裡，是看不出他的為人正直，和臨難不苟的態度來的。可是最大的證明，卻是他那為國家，為民族的最後的一死。
鴻毛泰山等寬慰語，我這時不想再講，不過死者的遺志，卻總要我們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總賬！
原載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報·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