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馮蕉衣，和我本來是不認得的，到了星洲之後，他時常在《晨星》欄投稿，我也覺得他的詩富於熱情，不過修辭似乎太過於堆砌。所以他投來的稿，我有時候也為他略改，有時候，就一字不易地為他發表。
經過了幾月，他就時時來看我，我曾當面向他指出許多他的缺點。他聽了之後，似乎也很能接受，近半年來，他的詩和散文，我覺得已經進步得多了。
在去年，他曾告訴我找到了一個教書的位置，說是待遇雖薄，但生活卻安定了一點。過了半年，他又來看我，說是失業了。我也曾為他留過意，介紹過一個地方，但終因環境不佳，那個地方也不曾成功。以後他就一直的過著失業的生活，受盡了社會的虐待，這可從他最近的詩和散文中看出來。
我前月因腳痛不能行走的時候，曾托他為我上報館來代過幾天發稿看大版之勞。前二三月，他也曾和郭女士一道上我寓所來談過許多閒天。但當雙十節的晚上，王修慧君忽於深夜跑到報館來告我以馮君的死耗的時候，我真疑他是在說謊。
但是十月十一日的早晨，我曾親自送他入殮，亦曾親自送他入土，向他棺上拋了最後餞別的一塊土。
馮君當然是作故了。他的死，是極不自然的死，是直接受了社會的虐待，間接他系受了敵人侵略而致有此結果的死。
他還是一個純真的人，沒有染上社會腐化的惡習。他若是生在承平之世，富裕之家，是可以成為一個很忠實的抒情詩人的。但是侵略者不許他活，惡社會不許他活；致使這一位二十七歲的青年詩人，不得不飲泣吞聲，長懷冤恨於地下。我們若想為馮君出氣，若想為和馮君一樣的詩人們謀出路，則第一當然要從打倒侵略者，與改良社會的兩件工作來下手。
至於馮君的生平行事，和狀貌言行，則有其他的許多知道他得更詳細的人，在各自的文字裡略說了，我可以不贅。
原載一九四年十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報·紀念詩人馮蕉衣特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