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愛情戰勝死亡，是歐洲民間故事中一再出現的一個主題。
年輕的公主，美麗得像一朵剛開的鮮花，安靜得像睡去一般，但是她再也不會醒過來了。一年又一年過去了，她只是昏昏沉沉地躺在那兒，直到有一天,一位英俊的王子闖進了那籠罩著死亡的陰影的城堡，看到睡去的公主是那樣地美，情不自禁地吻了她。這是愛情的一吻。於是魔法破除了，公主的眼睛漸漸睜開了，一張英俊的臉映進了她的眼簾，她笑了。獲得第二次生命的公主和深深愛著她的王子於是結了婚。這就是《睡美人》的故事。
愛情戰勝死亡，從人類文化史上看，是積澱著世界各地民族的美好願望的一個神話原型。
這一動人的主題，同樣出現在我國古代的一些戲曲裡。我國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為他那富於浪漫主義氣息的傑作《牡丹亭》在卷首題詞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筆下的杜麗娘就是有感於柳夢梅的一往情深而起死回生的。
如果翻讀一下白朗寧夫人的愛情十四行詩集，又瞭解了女詩人的身世，那麼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在離神話時代已經很遙遠了，離我們的時代那麼接近的作品裡同樣迴響著「愛情戰勝死亡」這一主旋律。
整個詩集一開頭，「死亡」和「愛情」這一對主題同時出現了，就像扭結在一起、反覆較量、而又難解難分的兩個頑強的對手。經過好幾番劇烈的搏鬥，「愛情」終於從「死亡」的陰影中擺脫出來，取得了勝利。第23首詩這樣寫道：
真是這樣嗎？如果我死了，你可會
失落一些生趣、由於失去了我？
陽光照著你，你會覺得它帶一絲寒意
為著潮濕的黃土已蓋沒了我的臉？
……好吧，那我就拋開了
死的夢幻，重新把生命捧起來。
愛我吧，看著我，用暖氣呵我吧！
有多少閨秀，為著愛，不惜犧牲了
財富和身份；我也要放棄那墳墓，
為了你；把我那迫近而可愛的天國的
景象、跟載負著你的土地交換！
伊麗莎白‧巴萊特(後來的白朗寧夫人)並不是民間故事中的美麗的公主，也不是浪漫主義戲曲裡的傷春的少女，她的愛情詩集並不是編織著夢幻的童話詩，而是用自身經歷和親身感受，再憑借光輝的才華，用抒情詩體寫下的一篇自傳。
這感人的愛情詩集以《葡萄牙人十四行詩集》的總稱聞名於世；取這一標題，是為了掩護女詩人的真實身份，與詩集的內容並不相干。假如需要為這一詩集另找一個合適的總稱，那麼首先讓人想到的該是「愛情戰勝死亡」。長期流傳在古老的神話、傳說、童話裡的這一美麗的主題竟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印證，正是在這裡，這組愛情詩最感人肺腑。
去年，我又開始為女詩人寫傳。女詩人寫下愛情詩集和環繞這組情詩而展開的「愛情戰勝死亡」的事跡，可說是傳記中令人讀後再難以忘懷的部分，那麼即以此為傳記的標題也許是合適的選擇吧。
二
白朗寧夫人生前是當時繁榮的英國文壇上最負盛名的一位女詩人。自從1860年她最後一本詩集《寫在和會之前》問世之後，一個多世紀已經過去了。時代的潮流在滾滾前進，詩歌藝術追隨時代，也加快了變革的步子，面貌日新月異；無論詩的表現手法，吐露的心曲，都有了新的發展，新的追求。現代詩歌比較偏重於捕捉飄忽的情緒，瞬間的感受，朦朧的意識流，新奇、跳躍的聯想；趨向於散文化，平淡化；往往呈現一種理性化的冷色調，帶有一種自嘲似的苦澀味。
詩歌欣賞的口味變了，隔著滄海桑田的一個多世紀，回頭再讀白朗寧夫人的詩歌，有時不免會感到女詩人在字裡行間傾注著太濃太亢奮的感情；博得當時讀者讚美的那種鋪張的筆調，鮮麗的修辭色彩，格律化的邏輯思維，就像一度曾經十分流行的婦女服裝，隨著時代的變遷，變得不那麼時興了，甚至顯得有些可笑了，終於連老奶奶都穿不上身了。
因此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所知道於白朗寧夫人的，只是她的四十四首愛情十四行組詩。她的作品被冷落了，聲譽一度下降了。有的評論家認為：現代讀者對於白朗寧夫人的不平凡的個人經歷，比對於她的詩歌更感到興趣。
但是當代有見地的評論家審視前人留下的歷史足跡，看到了白朗寧夫人在英國詩歌發展的道路上所作出的貢獻，給予了新的評價。《奧蘿拉‧莉》，女詩人自以為代表她最高成就的詩體小說，尤其受到重視。
在19世紀中葉，英國最有聲望的評論家阿諾德（M.Arnold，1822—88)認為，詩人要創作出偉大的作品，只能回到遙遠的古典時代去發掘題材，因為在這個失落了英雄氣魄的散文化的現代社會裡,是再找不到適合於史詩的永恆的主題了。這是一種復古主義傾向的論調。
白朗寧夫人承認過去的傳統應該尊重，但是另一方面，不贊成為了傳說中的黃金時代而忘記現實生活。她在長詩《圭迪公寓窗前所見》中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我們不是為長眠者效力——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第217行）
她既不同意阿諾德提出的:詩人應該回到古典時代去找靈感；也不像丁尼生（1809—92)那樣迴避和現實正面相視，借用中世紀阿瑟王朝的傳說，在詩篇中以古喻今。她以她的創作實踐證明，就在緊張的現代生活中蘊藏著史詩的題材。
這一真知灼見得到英國著名女作家沃爾芙夫人(A.V.Woolf，1882—1941)的充分肯定，她說伊麗莎白‧巴萊特為純粹的天才的靈感所鼓舞，一頭衝進會客室，宣佈道:就在這兒，就在這我們生活著、工作著的地方，才是詩人的立足點。」對於《奧蘿拉‧莉》的女主人公，沃爾芙夫人也給予很高的評價:「她是她那個時代的真正的女兒。」
的確，白朗寧夫人塑造了一個不平凡的女性形象。年青的少女奧蘿拉敢於單槍匹馬，衝出家庭，走向社會，靠手中的筆桿兒自食其力；而且不是獨善其身，她關注著當時社會問題的一個癥結：婦女問題，為爭取姐妹們的解放而吶喊著。
兩位美國當代女權主義文學評論家在她們的文集《頂樓上的瘋女人》(1979)中有充分的理由把《奧蘿拉‧莉》認作屬於自己陣營的作品，稱道這部詩體小說是「女權主義者自我肯定的一部史詩」，白朗寧夫人是「所有的英國和美國的現代女詩人的祖母；她確實是艾密莉‧狄金森的精神上的教母」。
我們都知道，艾密莉‧狄金森（1830-86)在美國文學史上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她是現代美國詩歌的開拓者，開一代之詩風，由此可以體會到當代美國批評家所給予的「精神上的教母」這一評價的份量了。
在奧蘿拉這位新女性的形象中有著白朗寧夫人自己的影子，她作為女權主義的先驅，在許多詩歌中為受社會歧視的婦女發出不平的呼聲；她的詩思無疑有好些方面可以和我們現代人的思想認識相溝通。白朗寧夫人值得為後世的人們所紀念，不僅僅因為她曾寫下了不朽的愛情組詩。
三
1961年5月底，白朗寧夫人逝世一百週年，英國倫敦舉辦了一個紀念性的展覽會，主辦人有一個目的，希望引起人們的興趣，以便得到各方面支持，獲得更多的有關女詩人和她丈夫的生平資料。就在展出期間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女詩人從二十五歲到二十六歲曾寫了一年日記,這日記本被發現了。以後又陸續搜集到她給弟妹們和友好們的信札。這些日記，信件，經過整理、編輯，都陸續出版；此外，更有白朗寧夫婦書信全集也在分捲出版中；這樣，到了八十年代，為白朗寧夫人撰寫傳記，當代學者擁有豐富翔實的第一手資料，是以往學者無法比擬的。英國女學者瑪格麗‧福斯特在她的《伊麗莎白‧巴萊特‧白朗寧傳》中甚至這樣自信地宣稱:「我們現在對於女詩人的瞭解甚至勝過她本人對自己的瞭解。」
可以在文學名著的出版史話上提一下的是，這情詩集出現過偽印本。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有一個叫做魏斯(W.J.Wise)其人，自稱發現了十四行組詩的最早的1847年單行本，還編造了一段故事：白朗寧夫婦在比薩定居後，1847年初，有一天早晨，白朗寧正獨自站在窗口眺望，他的妻子悄悄走近來，從他身後把一卷稿子塞進了他的口袋，請他看一下，是否喜歡，她隨即逃上樓去。這就是愛情組詩的原稿。她丈夫讀了，不敢獨佔這文學上的無價之寶，可是女詩人很不願把個人的情詩公開發表；結果就在那年委託她的女友在倫敦自印少數本子，未標書名，內封上只簡單地寫著「十四行詩集，E.B.B.作，1847」。
實際上這是偽造本，當時卻騙過了許多人，信以為真。直到1934年，兩位年青的英國學者卡德和波拉德，用版本目錄學的研究方法證明了所謂1847年的「試印本」所用的那種紙張是1874年以後製造的，所用的印刷字體是1880年以後才出現的，這才真相大白。
但是謊言的陰魂似乎一直不散，直到1990年9月，美國出版了一本裝幀印刷都很講究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詩集及其他情詩》，編者介紹十四行詩集時還是這麼說:「白朗寧夫婦從巴黎來到比薩，就在比薩，她把十四行詩集給丈夫看了。」
我們曾經有相當長一段時期，奉行閉關政策，海外文化信息比較閉塞，八十年代初，情況已有所改善，但我為自己的十四行詩集譯本寫女詩人小傳時，手頭除了兩卷本情書集外，只能以道屯所寫的《白朗寧傳》(1915年版）為主要依據，其他參考材料也嫌陳舊了，不免以訛傳訛，我依據紐約克羅威爾書店1945年版《葡萄牙人十四行詩集》所附的一段談版本由來的箋注，不自覺地重複了這無稽之談。
實際上，白朗寧在1849年意大利一個避暑勝地才第一次讀到他夫人的愛情組詩，直到1894年這組詩才第一次出版單行本，由戈斯（Edmund Gosse)作序，在序言中他還認為另有一個1847年的版本。1992年我在美國白朗寧圖書館查閱了一些專著，才弄清楚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這使我感到愧對讀者，也使我下了決心，應該利用較新的材料，為白朗寧夫人重寫一個比較翔實可靠的傳記，才好向愛好這十四行情詩集的讀者有個交代。
1955年拙譯問世，因原名生澀，改稱《抒情十四行詩集》。沒有想到這個小冊子在我當時出版的幾種譯本中，印數最大，最受讀者歡迎。但它的出版生命很短促，前後不過兩三年罷了——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對於民族，那是多麼值得懷念、而消逝得太快的兩三年啊。1958年，這個譯本還準備印第4版,肅殺的氣氛給予知識分子的精神壓力越來越沉重，我違反自己的心意，主動要求出版社停印此書。
可想不到的是，在那天地變色、民族浩劫的十年動亂中，由於越來越可怕的精神統治而早已絕版的這個詩集，並沒有完全被遺忘，它仍然深印在當年的讀者的心裡，而且出現了秘密的手抄本，甚至還有根據手抄本的轉抄本。在那黑暗的歲月裡，《抒情十四行詩集》成了一種受珍惜的「地下文學」。當時被禁閉在精神沙漠裡的男女青年們從沒有機會在文學作品中接觸到這樣美好的精神世界，這情詩集對於他們就像一片綠洲，是驚喜的發現。
禍國殃民的政治小丑被揪出後，冬盡春來，這本譯詩集重新獲得了藝術生命，三年中（1982—84)連續再版，印數近35萬冊，加上五十年代印過幾次，前後印數當有40萬冊。根據巴金的名著《寒夜》攝制的故事片，男女主人公定情之夜，有一個動人的場面，他們倆在燭火的兩邊，以深沉的語調對念著組詩中的第10首情詩:「……愛就是火，火總是光明的……」前年有一位讀者在報刊上說道：這本情詩集充當了他和妻子結合的信物。一位外地的女讀者通過出版社向譯者表示感謝，這本情詩集給予了她生活的勇氣。這本情詩集也許在我國青年讀者中間有很多動人的故事。
這部詩集沿用「意大利式」十四行詩格律，韻腳排列是:abbaabbacdcdcd，限於在四個韻中迴旋反覆，比起可七次換韻的「莎士比亞式」十四行詩(abab，cdcd，efef，gg)來，技巧上的難度顯然更大些。我限於功力，依韻譯出的，只有九首（按照韻腳的轉換，詩行參差排列），其餘三十五首都譯成了大致上是每行五音組的無韻詩。這自然是很不得已的辦法。放棄用韻，就失去了原詩那種委捥纏綿的風貌；然而力有所不及，勉強湊韻，又不免以韻害意。權衡得失，我想還是盡可能求神似，而捨棄形式上一絲不苟的忠實。荷馬的史詩，莎士比亞的詩劇，譯成各國語言，不是也有很多是散文譯本嗎?翻譯這組詩，更感到翻譯藝術畢竟是一種「遺憾的藝術」。這次重排，部分譯詩作了修訂。
「情書選譯」是原有的，這次又增選了一些有情趣的書信。女詩人的情書可以和她的情詩對照閱讀，有助於我們瞭解那一段不平凡的愛情的曲折發展的過程，也多少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看到女詩人的氣質和才華。她的情書不僅文筆清麗瀟灑，而且滲透著一種特有的風趣和幽默感，這在她的情詩卻是很少看到的。
藝術家邁爾（F.Mayer)為情詩集作剪影插圖45幅，富於裝飾風格，現在全部複製，每詩一圖，為讀者增添欣賞的情趣。封面設計，清新典雅，是老友曹辛之兄的精心之作。
1992年2月，承美國白朗寧專家赫林教授（Prof.Jack Herring）熱情安排，我訪問了得克薩斯州貝婁大學(Baylor University，Waco)內以收藏豐富著稱的白朗寧圖書館（Armstrong Browring Library),受到嘉賓禮遇，蒙以館內珍藏的白朗寧夫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詩集》手稿見示，我坐在女詩人生前所用的書桌前，觀摩女詩人的娟秀的字跡，宛如面對古人，一個半世紀的阻隔忽然消失，隨著綿聯蜿蜒的筆跡，似乎讓人隱約辨認出女詩人當時動盪起伏的情意。這是譯者難得的榮幸，感受很深。在訪問期間，又有機會閱讀了館內的好些有關藏書。謹向擔任了二十五年館長的赫林教授和現任館長勃洛克博士（Dr.Roger Brooks)表示我的感謝。
為了撰寫傳記，我平時積累了一些讀書札記，有選擇地閱讀了女詩人和白朗寧的兩卷本情書集，以及女詩人的一些佳作。不過給我幫助最大的該是福斯特女士的《伊麗莎白‧巴萊特‧白朗寧傳》，這一部多達五十萬字的大型傳記是我所讀到的幾種女詩人的傳記中最好的一種，不僅詳於事實，而且對於傳主的內心活動也有深入的理解。向她謹致謝意的同時，也獻上我的一份敬意。
方平
1993年5月於上海
見S.Gilbert,S.Gubar:「TheMadwomanintheAttic」（1979)P.580。
見MargaretFoster:「ElizabethBarrettBrowning」（1988)導言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