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我們喜歡、認可乃至崇拜某一位作家，都是因為他的作品，我們通過閱讀他的作品，去直覺感知他的內心，並由此獲得情感共鳴。儘管孟子論詩，提出「知人論世」的原則，但更多的時候，我們還是願意相信自己的直覺，而有意無意地屏蔽掉作者的生平出處、作品的背景之類的內容。錢鍾書先生的名言：「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要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如果你只是將之理解成他不願與俗子交遊的托詞，未免膚淺。實際上，錢翁此語，隱藏著他對孟子「知人論世」觀的商榷，他意圖說明，文學本身，就有獨立的審美價值，不需要依托於政事學術。錢翁此論尚矣，但我對東坡的態度正好相反，我願意結識這只下蛋的母雞，卻並不覺得雞蛋的味道有多麼高明。是的，你沒有看錯，我從來就不喜歡東坡的大多數詩詞。他的文學作品，除了散文，大都不能打動我，但是，我卻願意有這樣一位朋友，因為在我看來，他的詩詞作得怎樣並不重要，他的人生卻是天地間至善至美的鴻篇巨製。
如果我們認同《文心雕龍》所確定的「 原道、宗經、徵聖」 三位一體的文學批評原則，自會承認，中正平和、溫柔敦厚的《詩經》是最合於「道」的經典文本。但人生在世，憂多樂少，文藝不悲，則不足以動人，真誠的悲比真誠的快樂更能打動人，甚至高明者假造的悲，也要比真誠的快樂更加動人——因為悲傷比快樂更接近生命的底色。人們也許在理想層面上會認同《周易·系辭》裡的名言：「樂天知命，故不憂。」而人非聖賢，孰無憂戚悲愁抑塞悱惻之情？往往是離經叛道的文學，才真正地打動人、感發人。正像蘇珊·桑塔格所說的那樣：「像克爾愷郭爾、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萊爾、蘭波、熱內—以及西蒙娜·薇依——這樣的作家，之所以在我們中間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為他們有一股不健康的氣息，他們的不健康正是他們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東西。」（《西蒙娜·薇依》） 而東坡，他的人格太健康，太沒有缺陷，所以注定他的人生是神一樣的存在，他的詩詞卻很難打動被大眾視為異類的若干人，包括我。
東坡最可貴的，不是他的詩詞，而是他的人格。在千古文人之中，他罕見地優入聖域，真正達到了儒家人格的最高標準——中庸。孔子曾深慨乎中庸之難得：「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既是為政處世的原則，更是完善人格的標桿。人格的中庸，又稱中行，意味著天性的各個方面充分自由地發展，意味著文質彬彬，溫文爾雅，止於至善。而古今文人，或狂或狷，性情上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缺憾，較諸東坡的渾渾灝灝，大美無言，均有所遜色。我依稀記得一位現代文學作家說過，你讀李白的詩，當然覺得好，可是要想像一下你樓上住的是李白，那該是怎樣的噩夢？但倘使這位作家活在宋代，有幸與東坡為鄰，他一定不會覺得那是一件苦事。
東坡是一位球形的天才。以詩而論，儘管他的詩大多不感人，但想像奇瑰，句法靈動，用典使事，精妙有趣，仍不失名家。在天水一朝，他和學生黃庭堅並稱「 蘇黃」，儼然與唐代的「 李杜」 相埒。順便說一句，黃庭堅是宋代影響最大的詩人，但他的詩泰半淡薄寡情，徒逞技巧，我往往讀之不能卒章。東坡的詞，雖然歷來也非議不小，好之者許為「 開出向上一路」，惡之者貶為「著腔子好詩」，但可以肯定的是，蘇詞確實自成一格，對詞的傳統體性，是破壞，也是創新。他的書法，居宋代四大書家「 蘇黃米蔡」 之首，也能繪事。而他的文章，更是一個時代所無法企及的高峰。
東坡進京赴考時才二十一歲，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看了他的信，激動得毛孔賁張，汗出淋漓，致信好友梅聖俞，連呼「 快哉」，自承天分不及：「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更連用兩個「可喜」，表達了這位胸襟高曠的前輩學人對隱有出藍之勢的後輩由衷的喜愛。
曾經做過東坡秘書的李之儀，在一封書信中說，歐陽修、王安石的文章，固然是一時之宗，東坡的文章卻已臻文章至境。他形容東坡的文章如「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這是說蘇文的高曠雄渾，氣盛言宜；又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這是說蘇文善於變化，技法高明。而東坡的弟弟蘇轍，在給他寫的祭文中，乾脆就說：「兄之文章，今世第一。」
中國古人習慣於含蓄的表達，他們不會輕易說誰誰誰是天下第一，但蘇轍能在這篇蓋棺論定的重要文章中，如此乾淨利落地宣佈蘇文天下第一，乃是因為蘇文的確引領一時之風會。直至南宋時，蘇文依然是天下讀書人摹習的最好範文。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建炎（南宋高宗的第一個年號） 以來，讀書人參加科舉，都要摹習蘇文，四川一地，其風尤盛，號稱「 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意思是摹習蘇文功夫到家，就能做官吃得起羊肉，要是學東坡學不到家，就只能吃菜羹了。菜羹是把蔬菜和米屑煮在一起，半湯半糊，為古代貧者所食。我家鄉的羹，又稱粉糊（ hu ） ，是把肉丁、香干丁、筍丁加粉勾芡，滋味十分鮮美。
衡之以現代科學理論，東坡是一位左右腦同等發達的天才。除了在文藝方面有超卓的天賦，他還是宋代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代表人物。他才情如海，天下獨步，以致時人不得不以仙才目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云：「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謫仙也就是俗稱的文曲星下凡，王辟之稱東坡是謫仙，一是認為他文章議論，滔滔雄辯，當世無與倫比，二是說他的文章風格，相對世俗人生，具有非常鮮明的超越性。後來推崇東坡的，又把他與詩仙李白相類比，稱作詞仙，或因其號東坡居士，而親暱地呼之曰坡仙。
但是，詞仙、坡仙的嘉號，恐怕東坡自己聽到了，會心生「 不夠知己」 之慨。是的，他達生樂天，豪宕不羈，對莊子深有會心，詩風詞風，專主高曠雄渾，這些都沒有錯。但他的生命底色，卻是君子儒。你讀他的「 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發是中原」，如果不能讀出他忠君眷民、九死不悔的執著，我們不妨再來看看他是如何評價杜甫的—
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王定國詩集序》）
王鞏《隨手雜錄》一書，記載了東坡親口跟他講的故事：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翰林院下班後） ，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當面接受皇帝的旨意） ，授以除目（除授官吏的文書） 院 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
（以上是除目的內容，對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三人的人事任命。）承旨畢，宣仁 （宋神宗之母高太后）忽謂：「官家 （皇帝）在此。」 子瞻曰：「適已起居矣 （問候過皇帝起居了）。」 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 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 今為何官？」 曰：「 備員翰林充學士。」 曰：「何以至此？」 子瞻曰：「 遭遇陛下 （指宣仁太后）。」 曰：「不關老身事。」 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 曰：「亦不關官家事。」 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 曰：「亦不關大臣事。」 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 （干謁請托）。」 曰：「 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 『此蘇軾文字也。 』神宗忽時而稱之，曰： 『奇才，奇才！ 』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 子瞻哭失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 子瞻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
宋神宗去世後，哲宗年幼，由祖母宣仁太后代攝政事，宣仁寬政簡民，廢除了禍國殃民的新法，北宋朝政終於短暫地回到正軌，而東坡也結束了他的貶謫生涯，回到朝廷任翰林學士。史稱「 女中堯舜」 的宣仁與東坡的這番問答，如絮絮家常，卻備見君臣遇合的深情。我最感動的是「 子瞻哭失聲」五字，那種發自內心的忠藎，受一恩而終身不忘的忠厚，讓千載之下的我讀來，心頭猶然大熱。
這是一位極聰明而又極忠厚的至誠君子。須知聰明和忠厚，往往很難並存，太聰明的人，往往刻薄，忠厚的人，又多有鈍根。像東坡那樣，才華絕代，卻又遇人溫厚，哪怕對方只有片善可取，就恨不得與之傾盡城府，終生不改赤子之心，實在太難得了！他有極強的人格魅力，深為士大夫所愛。臨淮名士杜子師，在東坡被貶到「天涯海角」 的海南儋州時，準備賣掉全部家產，舉家搬去儋州與東坡做鄰居，因為東坡獲得特赦放還回內陸，其事才作罷論。更早的時候，東坡被貶到黃州做團練副使，有一高安人趙生，淪為乞丐，而志氣不墮，致信東坡求見，東坡也賞其文采，與之會面傾談，趙生立即被東坡那種怡樂平易的風度所傾倒，相與晨夕討論，留住半年不去。東坡離開黃州北上，趙生一直跟到興國縣境，方才依依作別。
東坡博聞強識，口才便給，天性又幽默，時能妙語解頤。他的朋友劉貢父，晚年患風病，鬚眉盡脫，鼻樑也差點斷了，有一次幾位朋友一起飲酒，事先約定大家各取古人詩句，互相嘲諷，東坡就開起劉貢父的玩笑：「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樑。」這是改了漢高祖劉邦《大風歌》的原句：「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弄得劉貢父哭笑不得。現代人認為，取笑別人的生理缺陷，是非常下流的行徑，但須知東坡與貢父本系知交，開得起這樣的玩笑，又在事先確立了遊戲規則，以古人詩句相戲，這樣，玩笑的重點就不在對方的生理缺陷，而在古人詩句與所嘲謔的對象是否吻合，實在未可厚非。古人把這樣的玩笑稱作「 雅謔」，善雅謔者，內心必定光明澄澈，與今天某些藝人嘲諷別人的生理缺陷以換取廉價的笑聲，有本質的不同。
東坡的人格魅力，還體現在他的曠達灑脫，安於出處。他生在和怡喜樂的積善之家，天性得以毫無拗折地生長。祖父蘇序育有三子，大兒蘇澹、中兒蘇渙都很早中了進士，唯有三兒蘇洵，也就是東坡的父親，到二十多歲還不愛讀書。蘇序卻從來不強迫蘇洵進學，結果蘇洵二十七歲上忽而心智大開，沉潛百家，綜融諸子，終成文章大家。蘇洵育兒，也是鼓勵多，訓誡少，他很早就發現了兩個兒子性情的特點——長子太聰明，次子太執著，遂作文《名二子說》，以為規誡。東坡名軾，軾是車前的橫木，同車子的其他部件相比，軾似乎只是可有可無的裝飾，然而車沒有軾，卻不能稱其為一輛完整的車子，蘇洵擔心這個兒子太過聰明，易遭人嫉恨，所以希望他懂得外飾；次子名轍，轍是車輪印，蘇洵認為，天下之車，無不遵轍而行，衡定車功，不及於轍，但車子傾倒，馬匹僵斃，也沒有人會怪車轍，他希望小兒子善處乎禍福之間。
這是一個崇尚自由，沒有專橫的家長習氣，而又書香濃郁的家庭，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人格很難不完備。自小，東坡受父親影響，研習賈誼、陸贄的文章，希望經世濟國，又作《易傳》《論語說》《書傳》，對儒學有了較精深的研習。中歲以還，名場閱歷，多經坎坷，讀《莊子》，以為先得其心。在宦途迭經起落之後，他深契於莊子「 齊物」 的思想，並由此獲得內心的安寧。晚年更參禪理，這幫助他更好地消解了痛苦。然而，也正因為他善於自我排解，其詩詞始終不能臻於「 以血寫就」的至境。
東坡有一首《沁園春》，詞中有「用捨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 的述志之語，他的人生，更是實踐了他所傾心的蒙莊齊物之旨。晚年的東坡，和蘇轍一同被貶，他倆在梧州、籐州之間相遇，路邊有賣切面的，便買來同食。路邊小攤所制，粗惡難以下嚥，蘇轍又當遷謫，心情不好，哪裡吃得下去，於是放下筷子，不停地唉聲歎氣，而東坡早就把一碗切面吃得罄盡。吃完後，他慢悠悠地對蘇轍說：九三郎，你還要慢慢咀嚼它的味道嗎？然後哈哈大笑起來。（蘇氏家族，人丁繁盛，自同一曾祖父算起，東坡排九十二，蘇轍排九十三，故東坡稱蘇轍作九三郎。） 東坡的學生秦觀，聽說了這件事，感慨地說：這就跟先生喝酒一樣。先生喝酒，不過是喝一種能讓人醉的液體罷了。
東坡對人對事，是如此和易寬容，這樣的人，本來應該福慧雙全，一帆風順才對。然而不然。「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他的後半生大都在貶謫中度過，他的人生，是千古才人最驚心動魄的一場大悲劇。如果說其他文士的運蹇多故，泰半是因為性情的缺陷，東坡的悲劇，卻是因為他性情太完美，不能見容於污濁的官場。他是真正實踐了孔子中庸理想的士子，然而從古以來，在任何社會，能如魚得水的都是無原則、無廉恥的鄉願之徒，卻不是「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的真中庸。蘇轍稱東坡「剛而塞」，意即原則問題絕無變通餘地，這是東坡最為人忽視的人格精神，也正是這種剛塞有守、九死不悔的人格，決定了他一生的悲劇。
東坡二十二歲高中進士第二名，又中《春秋義》科第一，殿試中乙科，賜進士及第。後丁母憂不出。（古代父母去世，須守孝二十七個月，不得出仕，謂之丁憂。） 二十六歲參加由歐陽修、楊畋特薦，仁宗皇帝主考的「制舉」試，入三等。制舉又稱「大科」，是宋代選拔經世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宋代士子心中，制舉出身的人，地位要高於科舉出身的人。制舉考試，要求士子不僅有極淵博的知識，還要有經綸世務的能力、漂亮的文采，要求極高。制舉共分五等，一、二等從未有人中式過，仁宗朝明文規定，制舉入三等，即依照進士第一（狀元）的待遇授官，可見榮耀。兩宋三百餘年，舉行過二十二次制舉御試，只有四十多人入等，而入三等的，只有吳育、蘇軾、范百祿、孔文仲四人。這一次制舉，弟弟蘇轍也入四等，兄弟同科，前所未有。
東坡少年巍第，又得前輩名公歐陽修的真心獎掖，本該有似錦前程。的確，命運之神似乎尤其眷顧這位穎發的天才。英宗皇帝還在做藩王時，就聽說了東坡的大名，登基後，想特詔東坡為翰林學士，宰相韓琦不同意，於是依照慣例，讓東坡又參加了一次制舉試。治平二年（1065），年方三十歲的東坡，再次制舉三等，轟動朝野，自此得以進入館閣，遂有蘇學士之稱。
入值館閣，意味著將來有可能做宰相。事實上，仁宗皇帝讀了東坡兄弟的制舉進策，「退而喜曰：『 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然而，終東坡一生，只做到了正二品的官，他後半生顛沛流離，艱辛備嘗，甚至身陷囹圄，差點連命都丟了。絕代仙才，成了被命運播弄的可憐兒。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東坡三十六歲，遭遇了宦途的第一次挫折。
宋神宗上台後，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其本質是朝廷「 看得見的手」 過多介入市場，民間經濟遭到嚴重打擊，朝廷越富，百姓越窮。儒家經典《大學》有言：「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 自』 是其的意思） 小人矣。」朝廷介入經濟越深，便越會與民爭利，侵害百姓，更何況，集中到朝廷的財富一定是效率最低的，必然會產生大量的浪費和無法遏制的腐敗，為小人佞臣撈取好處大開方便之門。而且，一旦各級官員的慾望之門被打開，就再也沒有誰能把它關上，唯一的辦法就是等著整個國家崩潰。王安石個人品格十分高尚，我認為他的詩才遠在東坡之上，他與東坡政見不同，卻能在東坡系獄時，上書神宗，為東坡求情。但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太過理想化，又剛愎自用，一意孤行，致為群小所趁。他的名言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是急功近利、無所顧恤的法家思想，與儒家「 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的保守主義的政治智慧，截然相反。
東坡第一反對的是王安石變革科舉之議，又反對上元（元宵節） 採購浙燈，而真正得罪王安石身邊的新黨的，是東坡任進士考官，不齒舉子迎合時勢，爭相指摘祖宗之法，遂向皇帝上疏反駁，深中新黨之病。善於明哲保身的東坡，自請貶官，外放杭州通判。
但是新黨並沒有放過他。神宗元豐二年（1079），東坡四十四歲，新黨何大正、舒亶 、李定等人告密，說蘇軾的詩文誹謗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憚。遂將蘇軾下獄，由御史台根勘，史稱烏台詩案。自分必死的東坡，給蘇轍寫詩訣別，這是他一生難得的兩首絕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 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經》的傳統是詩言志，陸機《文賦》則提出詩緣情。東坡的詩，與唐代白居易的詩一脈相承，很多時候既非言志，更非緣情，而是為了表達一種趣味，故其詩多不感人。但這兩首詩，情感濃郁，直是噴瀉而出，是東坡集中難得的精品。
烏台詩案，宰相吳充以下朝中正直大臣上疏極諫，太后曹氏也為東坡說情，但實際上，神宗雖然不喜東坡的政見，對其人則殊無惡感，遂決定結案，把東坡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當時擔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是同以文學知名的王珪 。王珪 才華、學問、胸襟、經世能力遠不及東坡，他由參知政事直做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凡一十六年，官運亨通，秘訣只有一條，那便是揣摩上意，一切以神宗的意旨為準衡。他嫻於官場文化，上殿進呈，就說「 取聖旨」 ；皇帝表明了態度，就說「 領聖旨」 ；退朝曉諭稟事者，就說「 已得聖旨」。時人不齒，稱他「 三旨相公」。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庸官，卻對東坡有著難以掩飾的刻骨仇恨。
東坡被貶黃州，照說新黨該出一口氣了，王珪 卻依然耿耿於懷。那是卑賤對高貴、陰暗對光明的仇恨，與政見無關。神宗心裡一直對東坡甚是賞識，便與王珪 商量起復東坡，回朝任用，王珪 百計阻撓，更向神宗進讒，說東坡有詩雲，「此心惟有蟄龍知」，皇上您飛龍在天，他不知敬愛，卻去求取蟄龍的賞顧，顯然有不臣之心。在座另一位大臣章惇 趕緊說：龍不是只能指代皇帝，普通人也可以稱龍。神宗甚有學問，立即道：是啊，古代以來稱龍的人很多啊，比如說荀家八子，號稱八龍，諸葛亮人稱臥龍，難道這些人也是做皇帝的麼？退朝後，章惇 面責王珪 ：相公說這話太過分了吧，您和蘇軾有多大的仇，這是要讓人家滅族啊！王珪 十分尷尬，辯解道：這樣解詩不是我的發明，我不過是轉述舒亶 的話罷了。章惇 見他毫無擔當，於是也不再客氣，說：舒亶 的唾沫你還去吃啊！
王珪 的讒言，實在是狠毒已極，倘若運氣不好，遇到陰刻殘險之君，東坡真有覆族之禍了。王珪 進讒失敗，又立即諉過他人，更見出其內心的卑瑣陰暗。東坡本是至誠君子，《詩》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君子的光明坦蕩，沒有讓小人見賢思齊，反而更激起小人的幽仇暗恨，無論新黨舊黨，都容不下這位中行君子。
元豐七年（1084），東坡從黃州量移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幼子蘇遁病亡，蘇軾便上表朝廷，請在常州居住，立即得到朝廷的許可。可是，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了。在路上的東坡聽到消息，不由放聲大哭。因哲宗年幼，宣仁太后攝政，啟用舊黨，東坡又得入朝輔政。元祐 四年（1089），五十四歲的東坡再一次得罪當權派，以龍圖閣大學士貶去杭州做太守。在杭州，他留下了很多世俗意義上的好詩好詞，膾炙人口，卻多不能動搖人心。
東坡的這次外放，首先是因為他觸迕了宰相司馬光。這位編有《資治通鑒》的大學者，本來應該明白廣開言路方能長保太平的道理，可是，權力讓他頭腦發昏，他一心只想盡廢新法，卻不知新法亦非百無一是，東坡比他看得深，也因此觸怒了司馬光，於是一團火氣就向東坡發作。東坡卻心平氣和，對司馬光講：您親口跟我講過，當初韓琦做陝西大帥，您做諫官，與韓琦起了爭執，韓琦很不高興，您也無所顧慮，現在我跟您提意見，卻不許我把話講完，難道是因為做了宰相的緣故嗎？司馬光啞口無言，只好乾笑幾聲，把場面混過去。然而至此，司馬光就有了把東坡逐出都城之心，只是因為他不久病卒，才未及對東坡下手。
但舊黨中那些希合求進的小人，對東坡就沒有那麼客氣了。東坡的正直無私，更映襯出他們內心的陰暗卑瑣，於是有人舊賬重提，又拿烏台詩案說事，誣蔑東坡誹謗朝政；有人說神宗駕崩，東坡不知悲哀，反而詩裡出現「 聞好語」 這樣大逆不道的話，罪該萬死，幸好此詩刻石時日俱明，東坡又逃過一劫。
為什麼無論支持變法的新黨，還是反對變法的舊黨，都不能容忍東坡呢？元祐 七年，東坡守揚州，從揚州教授任上離職的曾旼 ，到真州（今江蘇儀征） 看望曾經權傾一時的新黨人物呂惠卿。呂惠卿早年逢迎王安石，後來卻出賣王安石上位，他之被貶，東坡兄弟很出了一些力，所以特別恨蘇氏兄弟。知道曾旼 從揚州來，便有了下面這番對話—
呂惠卿問：你認為東坡是什麼樣的人？
曾旼 道：東坡是個聰明人。
呂惠卿怒道：堯聰明嗎？舜聰明嗎？禹聰明嗎？——意思是堯、舜、禹才是真聰明，東坡也配？
曾旼 回答道：不是這三人的聰明，但也是一種聰明。
呂惠卿開始語帶譏刺：你誇他聰明，這位聰明人他學的是哪一路學問啊？
曾旼 依然老老實實地道：他學的是孟子。
呂惠卿更加憤恨，咆哮道：你這是什麼話！
曾旼 卻神色不動，淡淡道：孟子的名言是以民為重，社稷次之，我就憑著這一點，知道東坡是學孟子的。
此言一出，呂惠卿如飲喑藥，默然失聲，再難反駁。東坡一生政見，只視其利於百姓否，只爭是非，不論利害，而政治卻要講利害、講平衡，這是東坡半生貶謫，不得騁志的根源所在。
宣仁皇后攝政期間，東坡雖時時要提防小人們的暗箭，總算能稍展所長。他直做到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這是他一生中做到的最高官職，蘇轍祭文稱他為先兄端明，即以此也。這期間，東坡捲入了著名的「 元祐 黨爭」，他那自由的、活潑的性情，與河南伊川人程頤刻板方正的性情截然對立，由性情的、學術的不相洽而至於互不相能。東坡兄弟是所謂的蜀黨，程頤輩則是洛黨，另尚有承繼已病故的司馬光法統的朔黨，以劉摯為首。三派相持不下，彼此爭權。直至元祐 八年（1093）哲宗親政，重行新法，舊黨遭斥，元祐 黨爭才停止。
元祐 黨爭，是反對新法的舊黨內部的意氣之爭、學術之爭，三派鼎峙，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宋徽宗登極後，延續哲宗崇奉新法的政治路線，繼續打壓舊黨。崇寧四年（1105），徽宗給元祐 黨人定性，叫作「 元祐 害政之臣」，由宰相蔡京書寫司馬光以下三百零九人的名單，頒之州縣立碑，謂之「 元祐 黨籍碑」，凡列為黨人的，其子孫不得留京師，不得參加科舉，碑上列名而未過世者，一律永不錄用。元祐 黨籍碑分文臣、武臣、內臣、為臣不忠曾任宰臣四個部分，文臣中又分曾任宰臣執政官、曾任待制以上官、余官三類，文臣第二類以東坡居首，他的學生和終生知己秦觀，則在第三類余官名單中傲居榜首。不過，徽宗和蔡京沒有想到的是，到了南宗初年，元祐 黨人獲得平反，改稱「 元祐 忠賢」，凡是列名元祐 黨人的後代，莫不以其祖曾入黨人而自誇，且根據蔡京原碑拓本，重新摹刻。
很多人讀史至元祐 黨爭，都會感慨，東坡和伊川，都是難得的賢士，卻因意氣相爭不下。其實，東坡與伊川固然在性情上、對儒學的理解上殊多歧異，黨爭能相持多年，實在是攝政的宣仁太后有意放任、高明地挑撥的結果。這是最高統治者的權術，是御下治人的絕頂法門，無論蜀、洛、朔黨，都不過是太后手中的棋子罷了。明瞭這一點，我們就能剝除東坡與伊川相爭的政治因素，而專從性情、學術上著眼，更深刻地理解東坡的性情。
東坡與伊川的矛盾，從司馬光逝世時開始公開化。司馬光逝世，伊川是朝廷委任的主喪官，當天皇帝率領群臣到明堂祭祀，群臣因此不能第一時間到司馬家中弔唁。明堂祭祀是吉慶之禮，禮成後東坡、蘇轍趕去司馬家哭拜，途遇同僚朱光庭，東坡很奇怪，問：公掞 （朱光庭的字） 兄，你去司馬溫公家弔唁，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朱光庭道：伊川先生說慶吊不同日，不讓我前往。二蘇聽說後，悵然返家，向人言伊川是「鏖糟陂裡叔孫通」，自此常常譏刺伊川。鏖糟陂，是汴京城南的雜草坡；鏖糟，是骯髒不潔之意。叔孫通原是秦博士，後為漢高祖制定禮儀。二蘇以為禮樂不當一成不變，稱伊川為「鏖糟陂裡叔孫通」，是說伊川只算得上是鄉野間的村夫子，村裡人婚喪嫁娶，去主持一下還行，發揮儒門大義，就力有未逮了。
又有一次，恰逢國忌，大臣在相國寺禱祝，伊川要求大家一同食素。東坡詰問伊川：你程正叔（伊川的字） 又不信佛，吃什麼素？伊川答道：禮經有云，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是居喪的延續，當然也不該飲酒食肉。忌日食素，此前並無這樣的傳統，東坡覺得伊川未免小題大做，一面叫人準備肉菜，一面引漢太尉周勃準備剿滅呂後一族時對三軍將士講的名言：「為劉氏者左袒。」要求大家站好陣營。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觀、黃庭堅輩食肉，洛、蜀兩黨，營壘分明，成為元祐 黨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伊川所謂慶吊不同日，固然出諸禮經，但未免拘執，不近人情。他不明白，禮是為了導節人情，比禮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誠，孔子固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至於據禮經更進一步發揮，要求忌日食素，更無必要。東坡兄弟與伊川的分別，是鳶飛魚躍的詩性生命與壁立千仞的哲學生命的分別，是自由奔放的上智人格與苦修常參的中人人格的分別。我們只要看一看程朱理學盛行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解衣磅礡的大時代，自徽宗宣和以後，中國文化就一直走下坡路，便會更加感歎東坡自由活潑的精神氣質的可貴。由伊川到考亭（朱熹） ，這一脈的學問適合社會佔多數的中人，卻必然會束縛上智天才的發展。中才之士，固然需要哲學家以禮規範其行為，但如果一個社會沒有給詩性生命留下空間，整個社會就會愈來愈板滯，不再有創造力，偶爾有奇偉之士出現，也會很快被死氣沉沉的社會所吞噬。太白、東坡以後，再無太白、東坡，理學盛行，大抵是不能辭其咎的。
宣仁太后去世，哲宗親政，重新啟用新黨，東坡先貶英州，未到任文書又至，更貶往惠州，再貶海南儋州。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登基，大赦天下，東坡得以北還，寫下了他一生最感人的詩句：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發是中原。
這首詩，沉鬱蒼涼，驚心動魄，可惜在東坡的全部作品裡，難得一見。坡詩想像奇瑰，善用譬喻，句法又特別活，偏偏感人者少。何以故？因為東坡實在太聰明了，他兼修莊釋，把人生看得太透，所以痛苦還來不及沉澱，就已被他先行化解了。如他的名作《和子由澠池懷舊》，中有「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這樣的句子，這種隨處而安、萬有皆幻的人生觀，雖然能給他帶來內心的平靜，卻注定了他不能成為一流的詩人、詞人。他常在詩詞中給自己心理暗示，讓自己不要直面痛苦，如：「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哨遍》） 、「 此心安處是吾鄉」 （《定風波》） 、「 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滿庭芳》） ，順生達觀，固然宜於眾口，但唯有悲觀的心靈，才可能通向深刻。詩詞都是以深沉蘊藉為至美的。東坡是人格完美無缺、真正中庸的君子，這樣的人，交朋友是一流，為官從政也是一流，做散文家也是一流，卻不適於做詩人、詞人，詩詞是唯有遺世獨立的畸人、狂狷之人，才可能寫到極致的。
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首《定風波》，是最有東坡個人風格的一首詞。詞中傳達的莊子齊物的哲學觀，也是一種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禪機。「也無風雨也無晴」，意味著面對人生境遇的順逆，寂然不動於心，這種境界固然能給人以理性上的超拔，卻難以給人情感上的震盪。一句話，詞中的境界要靠讀者來悟，卻不是讓讀者直感。所以它算不上第一流的詞品。清末詞人鄭文焯評此詞曰：
此足征是翁坦蕩之懷，任天而動。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筆直寫胸臆，倚聲能事盡之矣！
我不能同意「 倚聲能事盡之矣」 的說法，而「 坦蕩之懷，任天而動」 的人生態度，更是詩歌的大敵，因為這樣就少了詩的靈魂：濃摯的情感、充沛的激情和執著的情懷。
我以為，讀蘇詞當看他沉鬱低回處，而不當看他豪邁高曠處。東坡生命的底色，本也是沉鬱的、痛苦的，只是大多數時候，他用莊情釋理，把這一底色掩住了。
木蘭花令·次歐公西湖韻
霜余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穎咽。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與余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這首緬懷恩師歐陽修的作品，寫得淒厲哀涼，備見東坡性情之厚。詞一開篇，先借深秋清寒逼仄的景致寫入，以景烘情。淮河水勢，因秋季水少，已顯得狹窄逼仄，唯有穎水潺潺，似替人嗚咽。恩師長已矣，他的詞作，卻仍被美麗的少女曼歌，詞人念及年少見知於歐公，深得恩師青賞，必然想起歐公對他的叮囑：「我所謂文，必以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祭歐陽文忠公文》） 這四十三年顛沛造次，不違於仁的人生，如露如電，在心頭閃過，那是何等銷魂、何等黯然的滋味！
過片用的是興的手法。興，是一種暗喻，詞人以草頭秋露、月相變更（三五，指十五日，二八，指十六日） 暗喻生命的無常，恩師的音容笑貌，在東坡心中，自然是栩栩如生，而恩師與自己卻天人永隔，相見無期了！
詞的結尾，暗承「 三五盈盈還二八」 一句，謂只有穎州西湖波底的明月，與我同是識得醉翁之人。天地如逆旅（客舍），人生如過客，詞人很清楚自己在宇宙中只是一瞬間的存在，而明月卻終古長在，有一天自己的生命會終結，對恩師的緬懷也就盡成灰埃，但歐公的道德詩文，卻必將與明月亙古長在。
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 （hu ）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這首詞表面看來，非常曠達，飄然仙舉，實際上卻是一種深層的無可奈何。詞人被貶黃州，無法超脫人生的苦難，他的理想是「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像范蠡一樣歸隱，以求得身心的自由，然而，他對現實終是無法太上忘情，更有重重羈絆，不得自由，只能在詞中宣洩一下對自由的神往。此詞作完次日，便有傳言說東坡掛冠服於江邊樹上，駕一輕舟，長嘯而去。黃州太守徐君猷聽到這個傳言，又是吃驚，又是害怕。要知東坡被謫黃州，是政治犯的身份，太守有監守之職，於是急備車馬，到東坡居所，明為拜謁，實則監視。沒想到至其家，東坡鼻鼾如雷，尚未起床。不過，東坡潛逃的傳言，終於還是流布到京師，即使是宋神宗，讀了東坡這首詞，也不免懷疑。這又一次證明，真正懂得東坡、理解他的忠厚的人，實在太少了。
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首小令，同樣是東坡詞當中的精品。它的外在氣質很清空，而內裡則非常沉鬱，堪稱外禪而內儒。他以孤鴻自況，延續了唐代詩人張九齡「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 的生命精神，表明自己不肯降志違道、諂上取利的高潔情懷。當代學者張海鷗先生認為，鴻，是東坡的生命圖騰，象徵著自由、高潔，循此解讀，自然能破解此詞的意象密碼。
在全部的《東坡樂府》中，我尤其偏愛這一首：
八聲甘州·寄參寥子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此詞作於元祐 六年（1083），作者由杭州太守起復，召為翰林學士承旨。方外好友參寥子趕來送行，東坡遂作此詞以贈。詞人名場閱歷，長久遭受傾軋，已如驚弓之鳥，心裡充滿了憂懼，這個時候，歸隱的情志也就接近臨界點，所謂「 謝公雅志」，是指歸隱東山之志。東坡與這位年輩低於自己的方外小友相約偕隱，但此去京師，宦途險惡，東坡不知自己是否能全身而退，故而反來寬慰參寥子：倘使我竟遭不測，你不必像羊曇對謝安一樣，在西州城門為我淚濕衣襟。《晉書》記載，謝安外甥羊曇，非常愛戴舅父，謝安病重時是被人抬著從西州門還京的，他去世後，羊曇不忍過西州路，有一天大醉經過，痛哭了一場乃去。東坡在這裡用了一個獨特的修辭術，我稱之曰以寬語寫悲情，即用故作放達的寬慰語，寫出最深摯的哀慟。全詞一氣貫注直下，更不用曲筆、逆筆，卻如杜鵑啼夜月、響空山，淒厲已極。前人評此詞有四字，曰「骨重神寒」。骨重，是痛苦程量之宏，神寒，是風格的沉鬱，這四字確實是對這首詞極精當的評價。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概是東坡最有名的兩首詞作了。此詞作於熙寧九年（1076），東坡在密州任上。其時東坡貶謫在外已有五六年，神宗皇帝開始懷疑新法之效，對舊臣未免思念，詞人感受到了一股政治暖流，心中酣暢，遂有這一篇千古絕唱。「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是說不知朝廷時局如何，「我欲乘風歸去」 是說想重新回朝輔弼神宗，「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是說朝廷政治波詭雲譎，不是自己所能應付得了的，「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則是說不如遠離政治中心，全身避害吧。神宗讀到這首詞，已是烏台詩案後東坡被謫黃州之時。他一下子讀懂了此詞背後的寄托，慨歎「 蘇軾終是愛君」，次年，即下詔東坡量移（根據表現陞遷） 汝州。
寄托，是詩詞中用優美的意象，來做政治性的隱喻的手法。清代詞論家周濟認為，一首好詞，應當是「 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意即如果填詞只是局限於傷春悲秋，歌紅偎翠，詞境不可能高，詞心不可能深，但如果一首詞只能做政治性的解讀，又會喪失詞本身所必須具備的芳馨悱惻之美。這首詞的高明就在於，即使你完全不明白背後的寄托，依然會為之感動。我們姑且對它做一番哲理化的解讀——
「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是對宇宙原初、陰陽肇始的詰問。詞人在現世有著終生無法解脫的痛苦，他不得不向天追詰痛苦的根源。
「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人間無窮的歲月，在天上或許只是一瞬，那彼岸的世界究竟如何？人類又能否憑借智慧而到達彼岸？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詞人夢想乘著罡風，登上天上的宮闕，卻懷疑神仙之說，事屬虛無，更隱藏著一種深刻的質疑：難道太上忘情，沒有任何痛苦的人生，就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生嗎？
「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人世儘管有著無窮的負累、無盡的痛苦，然而，它卻是那樣真實，也許唯有勇於直面、敢於咀嚼苦難的人生，才是完滿的人生吧！
過片「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三句，是說月光轉過朱閣，斜穿進綺窗，照著無眠的人們。
「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是說人們不必悵恨，除了天上的明月，誰還會在你離別孤寂時，一輪光滿，長相陪伴呢？這裡的「 何事」，不是為什麼，而是何物的意思。事與物，古人常常同義互訓。
「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連天上的月亮都有陰晴圓缺，人又怎會沒有悲歡離合？這才是真實的人生。
「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人生的全部智慧，就在於等待和希望，無論人生怎樣痛苦，我們終究要有尊嚴地走完它。
南宋王灼《碧雞漫志》評論坡詞，曰：「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 向上一路』 ，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近人饒宗頤先生指出，「向上」語原見《傳燈錄》：「寶積禪師上堂示眾曰：『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 他認為，如以禪喻詞，一種人的詞是求懺悔，另一種人的詞是求解脫，求懺悔是消極的禪心，僅以聊以慰釋，求解脫故詞境高夐 ，卓然能開新天地。在饒先生看來，東坡當然是求解脫的代表。然而，我以為東坡詞境佳勝處，既不在於他的求懺悔—他沒有需要懺悔的地方，到生命最後一刻，他仍自信「 吾生無惡，死必不墜」 ；也不在於他的求解脫—他努力追求過，「我欲乘風歸去」，卻還是放棄了；東坡詞境之佳勝，在於他執著地選擇了放棄解脫，「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