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3年二月初六出生在北京崇文門外打磨廠下東河沿。今年73歲，屬羊的。我們家是做牙刷的，父親叫廉經文，叔叔叫廉記文，哥倆開了一個工廠取名叫「文聚祥」，我記得廠裡有很多機器，聽說最多的時候僱有五十多個工人。買賣不錯，生活無憂，家裡人還買了一套非常整齊的四合院。據老人說，我們是河北安平人，爺爺家很窮，但因廉家祖輩出秀才，爺爺省吃儉用供我父親上了六年私塾，後來實在供不起了，我父親14歲背個小鋪蓋捲來北京學徒，學的就是做牙刷。
過去的牙刷是牛骨頭把的。牛骨頭買來要浸泡，然後把骨頭弄乾淨，用鋸劈成一截一截的半成品，然後用手工打眼兒，栽豬鬃。豬鬃栽到眼裡叫栽活，栽活多由一些家庭婦女手工完成。附近許多家庭靠婦女栽活養家餬口。
河沿做牙刷的扎堆，說起來都是老鄉和師兄弟。另外，除了做牙刷的以外，還有做牛角活的什麼梳子、刮舌子、鞋拔子這些東西。總之，無論做牙刷的還是做牛角活的都離不開泡材料。這種泡骨頭的水氣味難聞無比，那一缸缸的臭水無處排泄就倒在護城河裡，這就是做這種生意為什麼要住在河邊的原因。那年月也不懂環境污染，只記得我的同學到家裡找我，都聞不了那個味兒，污染很嚴重。
我家西面不遠是北京前門火車站，河對面是城牆，城牆下是火車道，來來往往的火車發出震耳欲聾的鳴叫聲，初來乍到的人晚上是沒法睡覺的，也就是我們在那裡生活久了的人才能有一種如入無人之境的功夫。
臭味兒加噪音已經夠人受的了，那年年的河患更讓人苦不堪言。那條護城河在平時不是很深，一下雨水就多了，趕上下大雨，河水洶湧澎湃，經常淹死人。我家西口有個大傻子，有一年發大水，傻子去河邊撈漂浮的木頭，出溜到河裡淹死了，傻子很孝順，他的死苦了他老媽。
我小時候後河沿有一首兒謠：「後河沿兒兩頭窪，不是死倆就死仨！」
河沿東口還有一個叫街的，叫街的就是喊著要飯的，我還依稀記著她的吆喝聲，「誰有剩吃的給我點吃喲—」，很可憐。還有一個沒鼻子老太太露宿街頭，小孩子們淘氣，大人就說沒鼻子老太太來了，拿她嚇唬孩子。
這條河邊上住的沒什麼有錢人。1948年底解放軍圍城，能聽見遠處隱隱約約的炮聲，老百姓怕炮彈掉下來，家家門口都挖防空壕。壕是一米多深、七八十厘米寬的一個溝，炮彈來的時候在那裡蹲下。家裡挖防空洞，北京那時候地下水很淺，有的家挖著挖著就能挖出水來。北京水甜，那會兒沒有自來水管，喝水都得去東口井裡挑水，後來在院裡下管子安了個壓水機。解放前也沒有電燈，點煤油燈照亮，黑天屋子裡火苗淒淒，顯得可憐巴巴的。
那時候富人也不多，有飯吃就不錯了。解放軍圍城那年，我只有五六歲。城裡糧食緊張，老百姓一大早就排大隊買糧食。有個賣糧食的是個麻子，當時我家算是有點錢，夜裡頭讓糧店麻掌櫃偷偷地把糧食倒在院子裡的缸裡。
老百姓出城門和進城門都要檢查。我記得我父親騎車帶著我到寬街教堂去聚會，剛一進崇文門，就有檢查的。我父親把車支起來，有一個戴禮帽的人走過來，讓父親把胳膊伸平，那個人從腋下摸到腿脖子，主要是查有沒有槍藏在身上。然後，他後退一步，向我父親一鞠躬，伸手放行。
北京解放那一天，天特別亮，年幼無知的我也不懂，喊了一句「解放了—」，家大人趕緊制止：「你懂什麼叫解放了嗎？你也不怕給你逮起來。」
一隊隊解放軍進城，我們家胡同也來了解放軍，戰士都靠著牆根兒坐著休息，熱情的老百姓給解放軍送水、送吃的，解放軍不停地唱歌，很快就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解放軍進城不忘在老百姓中做宣傳，派一些文工團的女演員在胡同裡、街道兩旁教人唱革命歌曲，學唱的大都是一幫孩子，包括《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類歌曲。我記得有一首歌的歌詞好像是「罵了一聲蔣介石，出賣中國人」什麼的。
因為有戰爭，那時候北京各方面都很落後，小時候我姥姥領著我到東口崇文門大街看大汽車，等半天來不了一輛汽車。崇文門門樓下是火車道口，來了火車放下欄杆等火車過去才能走。那時候堵不了多少車，連人都不多。擱在現在，別說八九分鐘，有一分鐘車就堵到天壇東門去了。
後河沿有許多傳說，據老人講河邊原來都是垃圾，死貓、死狗甚至死孩子屢見不鮮；打架鬥毆、殺人犯罪也司空見慣。有個叫李狗子的青皮和叫棒子面兒的流氓打架，動武之前李狗子脫衣服剛把胸口露出來，棒子面兒不按規則，一攮子捅進去，李狗子就這樣死在河沿，棒子面兒逃跑了，從此杳無音信。
胡同裡貧民孩子冬天沒有背心、內褲、絨褲，光挺穿一身棉襖、棉褲；買不起皮腰帶，用根布帶一系；光腳穿棉鞋；到冬天臉、手，帶腳脖子凍得都是皴。
也沒什麼玩的，冬天冷的時候孩子們把一條腿盤起來玩撞拐；還玩騎馬打仗，你背一個孩子，我背一個孩子，看誰把對方的孩子拉下馬。要不就找一個牆角擠著玩，這個玩法叫擠狗屎。這些玩法都是為了抗寒。
我家住在崇文門外的四合院裡，那會兒家家都是土炕，晚上睡覺炕是熱的屋子是冷的。後來拆了土炕，把煤球爐子搬進來，早晨怕冷，大人就先把棉襖、棉褲在小孩子烤褯子用的囫圇上烤熱再穿，和我一起的孩子們就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度過冬天的。
過年之前家裡蒸很多饅頭，吃的時候弄點白菜、土豆、粉條一咕嘟，從不炒菜。每年的炮市都建在河邊，炮市年年著火，一著火就往河裡堆。窮孩子買不起炮仗，就撿沒有響的廢炮仗，剝開皮把藥倒出來，堆成一堆，拿香點著放呲花。
那時候的玩具資源也匱乏，不像現在的孩子玩具堆成山。 我們那會兒的玩具很簡易，推鐵圈，彈球，拍三角、洋畫，抽陀螺。要想轉得好，弄個鋼珠鉚在尖上抽起來轉得快。我們那邊管陀螺叫「漢奸」，小孩一邊抽一邊唱「抽漢奸，打漢奸，雜和面兒，落一千」。那時候，窮人連棒子面兒也吃不起，就吃雜和面兒。雜和面主要的成分是糠，很難吃。老百姓恨日本人也恨漢奸，所以編出兒歌來罵他們。其實在我懂事的時候，日本人已經投降了，只是歌還在唱。
因為孩子多，我兩歲的時候到姥姥家住。姥姥家離我家不遠，每天都是我姥姥背著我到她家。姥姥家的房東是個收洋瓶子的，人家都管他叫洋瓶子李。院子裡所有的地方都是各式各樣的瓶子。我姥姥在那個堆滿洋瓶子的院子裡租了一間小房子。姥爺是練武的，也會摔跤。俗話說「武術加跤，越練越高」。我姥爺江湖名號「羅二」。他身體靈便，再加上那房子矮點，拽步擰腰就能上房。
臨解放那會兒北京比較亂，有一天我看到一幫人圍著電線桿子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等我鑽進人群才發現，電線桿子上綁著一個人，這人是我們一個老鄉。有位憲兵班長手裡拿著手榴彈，用手拉著弦，有一拉即爆的危險。管片的國民黨警察手裡拿了一把盒子槍，兩個人對峙。我還依稀記得警察對圍觀的老街坊說：「大家靠邊站，我們要見血了！」眾人聞聽都往後閃，憲兵班長巋然不動。
後來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就是我們櫃上有個徒弟李滿春參加了憲兵隊，後來李滿春逃跑了，憲兵隊班長來找他。開始綁的是我父親，後來發現與我父親無關。據說那個老鄉是李滿春當憲兵的保人，這才把那個老鄉綁在電線桿子上要人。一個憲兵班長拿著一顆手榴彈就敢綁人，其實就是訛人來了，兵荒馬亂的也沒人管，最終還是我們家出了點錢給那個憲兵班長，這事才平息。
我六歲半正式上小學，解放後城市貧民可以上公立學校，不收學費。而我家不行，屬於資本家，雖然家裡已經沒錢了，但是我們也只能上私立學校。那時候我們和我叔叔家沒分家，我上面有一個親哥，兩個叔伯哥哥，下面還有一個叔伯弟弟，全在普勵小學上學，後來叫賈家花園小學了。
剛剛解放老師掙小米，就是工資按小米算，掙多少小米就是掙多少錢。我們家孩子在普勵小學上學的多，交不起學費，總被老師催。那時候剛解放，老師還興打人。我親眼看見有個同學老遲到，老師氣得把棉帽子拿下來往學生臉上抽。可憐的是被打的孩子們不認為老師不對，他會認為老師打他是為他好。可能那會兒對師道尊嚴就是這麼個認識。當然也會遇到反抗的孩子，有的老師打孩子，孩子把老師手咬破了，咬得老師直哭。
我第一年功課很好，班裡第八名，到了二年級十九名，三年級三十多名了。隨著年齡的增長，成績逐年下降。等到我六年級的時候，已經有一門不及格了。學習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家裡孩子多，家長管不過來，有時吃飯都吃不上。
雖然六年級成績不好了，就是這樣在我們廉家五個大男孩子中，我仍然是學習最好的。我親哥哥蹲了兩回班，叔伯大哥也蹲了兩回班，叔伯二哥蹲了三回班，最後蹲得都和我一班了。而我下面的叔伯弟弟也蹲過一回班。
當時能上普勵小學都是比較有錢的，像我家這樣的算是破落的。我們班有個很漂亮的小女孩就是同仁堂的家屬；還有同學家是開大瓷器店的；有個同學家是一家制鞋油的大公司，我曾去過這個同學家，深宅大院、建築講究，後來改海軍司令部了。還有一個叫沈長恩的同學，他家開銀行，銀行就在打磨廠那兒。有一次學校要學生自己做毽子，做毽用銅錢，他說他家有的是銅錢，讓我和他去拿。我們倆像小偷一樣躡手躡腳地爬上二層樓，往裡一看全是麻袋，我心想這得有多少銅錢啊？可打開包一看不是銅錢而是銅子。最後，我們兩個褲兜裝滿銅子，滿載而歸。現在想起來我這位沈長恩同學樂子多多，那銅子是他們家的，他卻引狼入室和我同流合污偷他們家的銅子，真是童趣無忌啊！
還有一次，老師把我們分成兩撥，我們趴在操場兩頭，用手做手槍狀，互相射擊，玩得很開心。突然，沈長恩滾了幾個滾兒死了過去。班主任是個姓吳的女老師，幾乎嚇哭了，連忙說：「你怎麼了？」半天沈長恩才醒來，說：「我被他們打死了！」吳老師聽罷繼而又笑哭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全國哀悼，普勵小學降半旗，女校長滿懷無產階級感情，剛說到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斯大林時就哭了。小孩們一看校長哭了，也都跟著哭。我那時候上三年級，班裡一個大嗓門男同學一直哭，怎麼哄都哄不好，弄得我們都沒法上課了，學校就派人把他送回家去哭。第二天那個男生來了還哭，兩三天後才緩過勁來。那時候的孩子不懂，現在想來都是笑話。
新中國剛成立的那幾年，社會治安非常好，家家戶戶睡覺不關大門，真正是夜不閉戶。到了夏天為了防止地上的熱氣上升，號召用涼水潑街。為什麼後來說下雨潑街假積極呢？就是這麼來的。那會兒政府號召消滅四害，公共廁所時常清掃撒白灰，大糞坑都要求蓋蓋兒，主要是防止蒼蠅。到了一定節氣，政府組織群眾挖蛹，動員大人小孩翻盆倒罐，防止蒼蠅、蚊子滋生，不誇張地講我們下東河沿原來是一個蒼蠅、蚊子、臭蟲聚集的地方，自從除四害後，胡同比過去乾淨得多，夏天看不見蒼蠅，睡覺都不用蚊帳。
那會兒老百姓革命熱情很高，喊口號都聯繫實際，什麼「大糞坑要蓋蓋兒」！到了三八節還有的口號是「打到男人」之類。那會兒也不覺得怪，現在想起來實在是可笑！
1955年我考上了北京59中，我們是59中第一屆的畢業生。那一屆我們六個班，我是一班，這個班的學生年紀最小，大部分都是屬羊的或屬馬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試讀生。試讀生的意思就是差幾分沒有考上中學的學生。然而，就這些試讀生，後來基本上都很有出息。
直到現在我們59中的中學同學經常聚會，感情極深。我在中學就喜歡文藝。九歲的時候喜歡吹笛子，到初中的時候我就吹得不錯了，但是班裡有一個比我吹得還好的同學叫金新源，因為金新源的哥哥是山東軍區文工團裡的演奏員，所以他懂得怎麼吹。我間接受他的影響。喜歡是喜歡但我沒有老師教，全憑自學，照著唱片自己練。我自學能力比較強，後來竟進了戰友文工團。
1948年解放軍圍城，我父親信基督教，怕共產黨來了不允許信耶穌，因此就想去台灣。那時候飛機場在東單廣場，離我們家很近。形勢緊迫，飛機票都買了，準備全家一起走。後因為我母親是獨生女，姥姥、姥爺年紀大了無人照顧，所以就沒走了。除了房我父親把財產都給教會了，我們家沒有生活來源了，只能坐吃山空，日子越來越艱難。
我家和叔叔家住在一起，兩家人也好分，我家哥幾個都長得黑，叔叔家的孩子都白。因為家裡窮，全家就一條圍脖輪流帶。後來這條圍脖還丟了。記得學校舉行了一次失物招領，當發現這條圍脖的時候，是五個男孩一起認領的。
下雨的時候也沒有雨傘，一下雨別人家的孩子打傘，我們只好拿塊雨布擋雨，那塊雨布都是怕小孩尿炕墊屁股的。因此長大後，我對雨傘特別有好感。
由於家裡窮，所以11歲時，我就和哥哥弟弟們一起去天橋賣牙刷。
然而，賣牙刷卻讓年幼的我開始接觸了藝術。除了講相聲，我還喜歡看摔跤、練武、變戲法。
我有個堂兄喜歡相聲，參加了業餘相聲隊，他常拿回一些唱本，裡面刊有相聲段子。我從我堂兄那裡瞭解到什麼是貫口。因為好奇也跟著他練過《菜單子》。
我從小性格就內向，也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樣老打架；我身體弱，特別老實，看到哥哥帶來的唱本，我就老琢磨，拿起相聲小冊子，一點一點地背。那時候的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以後會從事寫相聲的工作，更沒有想到這些小冊子會給自己帶來這麼大的影響。
到了中學時，我就會編節目了，因此每逢班裡聯歡會，我都會編一些小節目。除了自己編，我也會演。第一次和於恆業同學一起說的相聲是《對春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