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知恩、報恩。我這一生幫助我的人很多，我不能忘記他們，而且要永遠記住他們。 比如，曲藝團老團長於真，前幾年離開了我們，我還給她送了花圈。送花圈可能不算什麼新鮮事。然而，除了團裡送的那個花圈，全團那麼多人也只有我和李緒良送了花圈。
一個人離開了這個世界，她原來的部下只有一個人送了私人花圈，未免有些寒酸。於真在位時的確為曲藝團做過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她脾氣暴烈，獨斷專行，甚至有些霸氣，得罪了許多人，也冤枉了很多好同志，讓一些無辜的人受了委屈。說實話我也受過許多冤枉和委屈。但是，我想一個人總會有優缺點的，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她的一生。這一個花圈不能完全說明別人不願意給她送。事實是她後來生活在廣州，離北京很遠，她走了有許多人不知道，知道了想送花圈也沒有聯繫方式。所以，我這個花圈可以代表一部分想送花圈紀念她的人。我之所以有她的電話是那年在廣東增城拍我寫的電視劇《醉八仙之素女的故事》時，她女兒小南也在那個劇組。那天的事至今我還記憶猶新。
新聞發佈會那一天，在去增城拍攝地的路上。投資方的姐姐問我一件事，她說：「廉老師，你認識小南嗎？」（小南是於真的女兒）我說：「認識啊。」想當年我到廣州住在小南他們家和他父親一起寫戲，所以認識小南。投資方的姐姐又說：「那小南就坐你身邊你都不和人家說話？」我扭臉一看，可不是小南嗎！便說：「小南，真對不起！多少年過去了，我沒認出來，你媽呢？」小南告訴我她媽在她父親的干休所，並犯有癡呆症了。我當即表示要看看她去，我想去看，可增城離廣州市還很遠。當時投資方就很不高興地說：「你知道嗎？於真整過我姥爺。」他姥爺就是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主演陶金。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具體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我認為但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說不清楚，不能糾纏不休。再說我和老太太還鬧過很多意見呢，不管怎麼說她曾經是我的老團長。每個人都會有很多缺點，我們不能老看著人家的短處，應該看到她的很多長處。我要去看，投資方就說：「那我不給你派車。」我說：「你不派車，我就自己打車去。」就這樣來回打的花了四五百。我依然去看了老太太，到那兒一看老團長的確得了癡呆症，可喜的是老太太還能認識我，見我來看她，非常高興，趕緊讓小南拿照相機給我們拍照。我向她介紹了北京曲藝團的現狀，老團長很健康，如果不告訴我她有癡呆症，從外表看不出有什麼病，但是一說話就表現出病態來了，她來回來去就那幾句話。李金斗呢？王曉燕（後來的書記）呢？現在誰給你開支啊？老是這幾句。人老了得了這種病，很讓人同情。我想起孟子那句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我給她放下五百塊錢，帶著憐憫的心情離開了。
我回到增城，那天馬季老師也在，投資方對自己不給我派車，攔阻我去看於真感到後悔不已。他說：「廉老師，我還是挺佩服你的，我剛才發脾氣你還堅持去看於團長，看起來你是對的。」我說：「做人就應該這樣，其實她跟我也有矛盾，但老團長是個三八式的老幹部，她在團裡就是那種工作方法。我走到這兒了，又知道她有病了，不去看她是沒有道理的。」
不知道別人反正我跟她還是有感情的。1979年是於真把我從首鋼調來的，後來我在曲藝團所取得的一些成績不能不說與於真的支持是有直接關係的。中國有句話叫「鹽打哪兒鹹，醋打哪兒酸」？別人不知道，自己應當明白。所以，人要知恩、報恩。
還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記於真對我的好。我來曲藝團後，家裡遇到了一些問題，就是我兒子失業在家，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我愛人為了孩子的事天天讓我想辦法給他找工作。我上哪去給他找去呀？逼得我焦頭爛額。當時，首鋼工人的孩子如果沒有工作，可以替工接班，曲藝團是藝術單位沒有替工這一說。所以，我愛人每天埋怨我，說不該去文藝團體，如果我還在首鋼，孩子可以替工……
我愛人一天到晚嘮嘮叨叨，搞得我狼狽不堪。記得有一次我正寫相聲，我愛人在一邊洗衣服，她說：「你還寫什麼呀？孩子的事你到底還管不管呀？」我當時眼前一片空白，我說：「管！」站起來就離開家了。當時已經是晚上8點多了，我毫無目的地坐上了地鐵，說不清楚怎麼回事，鬼使神差地跑到於連仲老師家。於老師一愣，說：「這麼晚了你找我有事嗎？」我就簡單地說了說我家裡的情況。於老師深表同情，但是，人家也沒辦法呀!我灰溜溜地離開了於老師家，匆匆忙忙地趕末班地鐵回了家。
經過一夜的左思右想，我決定還是讓孩子練習說相聲吧，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練了兩段相聲後，我托相聲老藝術家胡忠仁把他介紹到北京青年曲藝團。考試那天也挺有意思，我兒子在那兒背八扇屏，沒說兩句，回婉華老師說：「別說了，讓孩子明兒來吧。」就這樣進了相聲圈。在青年曲藝團由胡忠仁老師給他捧哏，胡爺爺邊帶邊教邊隨團演出，家裡得到了暫時的安靜。可是好景不長，不久青年曲藝隊解散，孩子又開始在家待業。
正當孩子沒著落的時候，我們曲藝團招收學員。我想他事先在青曲說過相聲，有一定基礎，北京曲藝團又是國營單位，我就給他報了名去我們團考試。一試、二試、三試都過了，但四試沒過。我愛人一聽就沒脈了，這件事又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一天，我在小劇場門口遇見了李金斗、陳湧泉和劉司昌三個人，他們也為我家裡的事發愁，就給我出主意，說你想讓你孩子進來嗎？我說想啊。他們就說你從現在開始不要給團裡干了，你只要不干你兒子馬上就能進來！話是這麼說，我這人膽小也不是那種拿人使性的性格，但是我那時候壓力確實太大，團裡還老催我寫相聲，我就只好說我家裡後院著火了，哪有心情寫啊！我是在暴露我的難處，絕對沒有為難誰的意思。
在最關鍵的時候，還是於真拍板讓我兒子考上了曲藝團學員班。那天在於團長家，他們又催我寫新相聲，我實在憋不住了，就說你們只知道催我寫活，我家後院都著火了，現在寫不了啦。當時老團長於真一拍沙發說：「就讓他兒子進來吧！」就這一句話，解決了我的後顧之憂。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於真幫了我，我永遠不忘。
還有一位不能忘記的人那就是金成。金成是中央電視台文藝部曲藝組導演，也是我做相聲事業不可缺少的一位導演和老師。我和他是在1979年錄製節目時認識的。他那時住在西便門廣播事業局宿舍，馬季、唐傑忠、趙連甲、姜昆也在那棟樓裡住。我去看望馬季，有時也順便去看他。他那時居住的條件較差，他和愛人還有兩個孩子擠在一個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裡。電視台經常要錄節目，我需要他的支持和幫助，所以經常去看他，他看我比較老實喜歡和我來往，我們便成了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金導演跟我說，他是浙江金華人，對北方曲藝尤其是相聲知道得不多，希望我能多協助他。我見他這麼誠懇就答應盡我最大的努力來協助他。
第一次合作就是到了年底他想搞一台相聲大會，讓我來幫助組織演員。以前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曲藝相聲節目，大都是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合作，邀請演員與審查稿件基本是由電台來負責，金成到那天支上機子只管錄像就行了。這次他要自己搞把事都交給我了，我遵照金成導演的意思，一個個聯繫演員，然後安排在首鋼五一劇場錄像，一切都非常順利。
現在回憶起來那場晚會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我把當時最有名的相聲演員都請去了，陣容相當強大。當時有馬季、趙炎、高英培、范振鈺、常寶華、常貴田、侯耀文、石富寬、李金斗、陳永泉、師勝傑、馮永誌、笑林、李國盛，還有常寶霆、白全福老師。一般相聲晚會都是六對，那晚我請了九對，從7點半演到11點半。本來馬季老師有事，後來聽說是我組織的，就對我說：「想起來了，你原來是首鋼的。好，我一定參加。」馬季老師的參加，使晚會達到高潮，讓首鋼觀眾大飽眼福。那次姜昆有事沒來，但為了這台晚會他讓他的愛人李敬民來報幕。
這次的成功使金成對我更加信任了，在以後的錄製節目工作上，也時常讓我幫助組稿。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隔兩年就會組織一次相聲大賽，通過大賽推出新演員與新節目。1984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再一次組織比賽，地點選在青島。那一年我本來不想去，但是馬季老師告訴我一定要去。臨走前，金成對我說他也想舉辦一次相聲大賽，囑咐我有好段子給他留著，他說搞大賽不能沒有好段子。那時候我已經有了《武松打虎》的初稿了，為了支持金成，我在那次青島相聲大賽中沒有拿出這段相聲，一直留到1986年中央電視台第一次電視相聲大賽。
現在看起來1984年我沒拿《武松打虎》去青島參賽是對的，因為那個時候《武松打虎》還是個初稿，經過兩年的修改，這段相聲今非昔比，有了很大提高。1986年相聲大賽，我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聽了金成的話。我的《武松打虎》得了一等獎，《包公傳奇》獲得二等獎。我想要是沒有金成給我這次比賽機會，可想而知我的藝術道路將會有一個很大的缺憾，所以我永遠不會忘了金成老師給我的這次機會。
從此我和金成的關係越來越好，然而，這個很正常的關係卻出現了不正常現象。很多行裡的人知道我們關係好，有些人想找金成先找我，還有外地的名人給我送禮，目的也無非是想找金成錄節目。按說這也正常，誰讓我和金成關係不錯呢！然而，我越來越覺得彆扭，我心想我又不是電視台的，幹嗎給我送禮啊？還有的想調到電視台給金成當助手的也來找我。後來我悟出來一個道理，那就是有一部分人一定會這麼認為，是廉春明操縱金成。說實話我是比較守規矩而又膽小的人，不樂意讓別人說我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我覺得和導演搞好關係無可厚非，但是如果發現了不正常反應，就應當適可而止，別產生負效果。後來我趕緊撤了，也是那年相聲不太好寫，我就逐漸開始寫電影和電視劇了。
我的感覺還是准的，過了一兩年的確有人也包括一位台領導說「看起來廉春明是個好人」傳到我的耳朵裡來。
我雖然不與金成合作了，但我們的關係一直非常好。我曾和我的搭檔白雲海說：「金成對我有恩，我路過金導演家沒有不看的道理。我去看金成是一種感恩心理。」曾有一位電視台導演說：「等我退休了要是有像廉老師這樣的還來看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如今金成導演已經快80歲了，我雖然年紀大了也很少做節目，看他的機會也少了，但是我能做到每逢節假日都要給他打電話問候。金導感慨地說：「現在很少有人給我打電話，春明，感謝你還沒有忘了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