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往往陰錯陽差，我成為北京歌舞劇院的一名職業編劇，就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不喜歡文學，小學老師給我的作文批語是雜亂無章。上中學語文課走神，上中專提筆忘字。有時也捫心自問，我怎麼成了作家了呢？想當年我吹笛子吹出一朵花兒來都沒出名，現在寫相聲卻出了名。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
因禍得福結緣相聲
我以前在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曲藝隊吹笛子，「文化大革命」時戰友文工團分成了好幾派，領導都靠邊站了，一時處於無政府狀態。有一段時間沒人管我。我們團在八大處，我家住在崇文門打磨廠下東河沿，那時候窮買不起月票，每天上班就靠那輛除了輪子不愛活動哪兒都愛活動的破自行車上班！為了保證能到達單位，我騎著破自行車帶著氣筒、膠水隨時在路上補胎，為的是到了團裡露一面，然後蔫不出溜兒地就回家了。後來不知哪位看著我不舒服向上反映，臨時的領導班子讓我上班，晚上不能回家。我提出了我的困難，他們就讓當時的反動藝術權威高元均騰出一間房來給我住。
剛到這屋裡空空蕩蕩什麼也沒有，我就找了一些不用的舞台道具作為傢俱。那會兒三天兩頭抓人，帶走的不是走資派就是反革命。我出身不好，我愛人又膽小，每天為我擔驚受怕。後來夜裡時不時地抓人，抓人從來不事先通知，也沒有逮捕證，睡得好好的覺突然樓道裡衝進一幫人，把人從被窩裡逮走，形式恐怖，人人自危。
每天在這種恐怖的環境下生存，最後把我愛人嚇得都有些神經了，經常是在初睡時突然喊叫或一哆嗦。她一驚一乍的搞得我也非常緊張，每天都研究怎麼才能讓她睡踏實覺。於是我開始下功夫摸索，我發現她驚嚇一般都在睡著後幾分鐘之內，於是我在她漸漸入睡的時候捅她一下，發現驚嚇症狀竟然消失了。可是有時候時間、力度掌握不好，我愛人還是會驚嚇，一時間搞得我焦頭爛額，後來每天給她吃鎮靜藥也無濟於事，這讓我一籌莫展。
有一天我聽了一個笑話，說是舞蹈隊有個女孩子，翻開《毛主席語錄》念林彪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底下有林彪的簽字。因為是草書，她不認識，就問：「哎，這個撲虎是誰呀？」她把林彪念成了撲虎。我把這個笑話說給我愛人聽，她也覺得非常可笑。那晚她精神放鬆竟然出現了奇跡，沒有犯驚嚇！後來我就每天找笑話念給她聽。她天天聽天天能睡好覺。然而，哪有那麼多笑話呀？為了找笑話，我就拿團裡的相聲集（那年代相聲集也是禁書，也不能公開念），晚上我們倆就偷偷地念，每次都能通過念相聲享受到喜樂。不久我復員到了首鋼，樓下有一個老師傅是首鋼業餘曲藝團的，他也有一些相聲集子，我跟他借來繼續念。就這樣堅持念相聲取樂治病，我愛人的病居然好了，再也沒有犯過。我也自然而然地熟悉了相聲的規律，為後來寫相聲打下了很深的根基。這不歪打正著嘛。
第一段相聲《師傅和我》
1968年我復員回到了首鋼，因為1958年我就到首鋼學徒，很多人都知道我。那時首鋼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隊長張俊明得到信兒，就把我調到了首鋼宣傳隊。本來我不想再干了，可是由於自己出身不太好，在那個「極左」的年代，我怕落個不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罪名。雖說是業餘的，因為長時間的脫產，跟專業團體也差不多。
大家都認為我是文工團曲藝隊下來的，搞過專業懂得多，所以編節目的事就落在我身上。自從接過了那桿筆，一有時間我就編節目，儼然成了寫作者了。
俗話說「熟能生巧」，在業餘宣傳隊時間長了，總編節目，水平也會潛移默化地提高。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有許多知名的作家，寫詩的、寫戲的，包括我這寫相聲的，大都是在那時候的宣傳隊鍛煉出來的。這就應了這句話：「時代造就人，草莽出英雄！」
後來我閒得沒事就試著寫了一段相聲，開始這段相聲不像個樣子，像老太太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寫完厚厚一本，我給一個喜歡相聲的同事看，人家說你這好像是相聲小說，太長了沒法說。後來一點一點地改，最終找到了要說的主題，取名叫《師傅和我》。《師傅和我》說了這麼個故事：
甲以第一人稱出現，小學徒工原來看不起師傅，一分到班組，看哪兒哪兒彆扭，覺得師傅也不高大，什麼性子慢、動作慢呀；自己是麻雷子脾氣，一點就著，沒有自己麻利快；等等。在實踐中小徒弟才逐漸地認識了師傅，看到了自己與師傅的差距，下決心跟師傅好好學徒。
相聲寫出來，在首鋼宣傳隊沒找到合適的演員。正好，我所在的原單位動力廠也有一個廠宣傳隊，我就拿給動力廠的人說了。當時，動力廠的兩個師傅都是我的好朋友，一個叫章為，一個叫楊光喜。由於演出效果非常好，受到當時首鋼領導的表揚。這位領導有一次到首鋼宣傳隊說：「動力廠有兩個人說相聲，那段相聲編得不錯，你們應當向下面學習，把人家請來。」大家一聽，說這就是廉師傅寫的。領導非常高興，從此，就讓動力廠的兩個說相聲的師傅，每天跟隨首鋼宣傳隊演出。
有了和首鋼宣傳隊演出的機會，這段相聲有幸被北京市文化領導小組發現，並參加了比賽，在那次匯演中得了一等獎，受到了北京市文化領導小組的重視。
在那個年月，專業團體都搞斗、批、改，實際上還是在整人，不能也不可能搞業務、排節目。社會上沒有什麼娛樂，老百姓的生活枯燥得很。突然出現了一段相聲，很讓人驚喜。喜歡相聲的人都奔走相告，很快就傳開了。按照當時的慣例，每年五一、十一都要在首都人民文化宮舉辦遊園活動，各個口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都要在指定的地點演出。那年很特殊，就是多了一種形式——相聲。而每個地點所說的相聲，都是我創作的《師傅和我》，因為這個段子經上面同意可以演出了。那時，北京曲藝團也找到了這個段子演出。據後來趙振鐸老師回憶，那個時候外地曲藝團到北京找相聲，「文化大革命」時也就是這一段《師傅和我》。據姜昆後來對我說，他在東北建設兵團也曾說過這段《師傅和我》。這說明這段相聲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文化大革命」時期國務院有個文化小組，組織了一場曲藝晚會，推出了六個曲藝作品。這六個作品是：關學增老師的北京琴書《一盆飯》、馬玉萍老師的河南墜子《十個大雞子兒》、梁厚民老師的快板書《奇襲白虎團》、大興縣業餘宣傳隊的單弦《鐵打的骨頭舉紅旗的人》，還有相聲《師傅和我》等。
一開始，文化小組的人找到北京曲藝團，讓他們對相聲《師傅和我》進行修改。北京曲藝團說，這段相聲不是我們寫的，要修改得找原作者。這樣，我被文化小組的人請到虎坊橋（原光明日報社，後被國務院文化小組佔用）。他們告訴我這個相聲要修改，提了一些意見，我便帶著這些意見回了首鋼。經過修改後，他們認為還得改。我再次改還是沒有通過，依然讓改。文化小組的人嚴肅地告訴我，要向首鋼領導小組匯報，要組織座談會。那時候首鋼宣傳隊解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單位，就沒時間改了。隔了一段時間，我去首鋼廠史展覽館開緊急會議。廠史展覽館是當時宣傳隊排節目的地方。原來國務院文化小組批評作者，問為什麼不改。其實，我聽了也很冤枉，我一個普通工人，能讓當時的首鋼革命委員會的領導為我的相聲組織座談會嗎？西瓜皮當鞋掌，我算哪塊料呀？
讓改就改吧，問題是我改不動了。後來，軍樂團轉業的一位說相聲的，名叫張庭萱，他以前說過相聲《參觀樂隊》。張庭萱給我出主意，說他和馬季很熟，並由他聯繫請馬季幫忙給改。我想這段相聲能請馬季老師修改，太好不過了，也是求之不得的。
那時馬季老師住在玉泉路鐵道兵文工團裡邊。一天晚上，張庭萱帶我拜訪了馬季，並說明來意。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馬季老師。馬老師說他知道這段相聲，也很喜歡這個段子，要不是自己年齡大了，他也會說這段相聲的。馬老師根據自己的經驗，用了兩個小時的時間，把這段相聲修改好。後來，社會上使用的標準版的《師傅和我》就是由馬老師改的那個版本，由北京曲藝團王謙祥和史文惠合說，首鋼則由章為和楊光喜合說。這已成了歷史。
通過寫相聲《師傅和我》，我在相聲圈子裡開始小有名氣。
在寫完《師傅和我》以後，為了完成上面的任務我又寫了一段相聲《爐前鐘聲》。那時候生活都很艱苦，馬季、唐傑忠、趙連甲三位老師，大冬天的坐卡車到中山音樂堂看這個相聲的演出，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糊里糊塗出了名
我寫了第一段相聲《師傅和我》後，北京市文化小組一有什麼活動，總要叫首鋼宣傳隊出一段相聲，那時好像就是一個硬任務。有了任務，上面找首鋼，首鋼就得找我，我也不得不寫，就這樣我成了寫相聲的了。
回頭想來，我覺得業餘宣傳隊很鍛煉人。當時的人思想很單一，沒有什麼名利問題束縛。做什麼都靠自覺的意識，我這人做事一向認真，有任務就接，寫就要把節目搞好。
後來我覺得老在首鋼宣傳隊也不是常事，因為當時業餘宣傳隊演員的人事關係都在班組。總不回去，從車間到班組的人多少有一些看法。當然不是對本人有意見，而是站著一個名額，不給基層幹活，人家總希望將此人調走，減輕基層的負擔。尤其是升級，你佔著一個名額，人家給你升不升？要是拿你做分母，你幹了那麼多宣傳工作不是白幹了？給你升你根本就沒在班組，人家在班組幹活的能沒有意見？事實上也出現了這個問題。有一次升級，因為受人員限制，班裡沒有考慮給我升級，班長的意思是如果給我升級，上面可以特別給一個名額。上面領導當然不會像班長那麼考慮問題，工作要干，宣傳也要干，硬是批評班長思想狹隘，給我升了一級，搞得班長很彆扭，我也很尷尬。
因為我從專業下來，要說有癮說不通，有癮不在專業團體干非要回首鋼幹什麼？再說，我也不愁幹活，1958年我到首鋼學徒學的就是卷線工。後來又到北京冶金專科學校學習，學的是電裝專業，有實踐也有一定理論，回去幹活也不是什麼大問題。終究業餘宣傳隊不是長久之地，我下決心回到基層動力廠干我的老本行卷線工。
本來想金盆洗手不再干了，誰承想回到動力廠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原來動力廠也有一個業餘宣傳隊，雖說不像首鋼公司宣傳隊那樣成年累月脫產搞宣傳，但是逢年過節還是要搞。而且，基層單位力量薄弱，不像首鋼公司宣傳隊人才那麼多，很多節目都要靠我親自來完成，本來想躲輕省，沒想到擔子更重了。
從此，我就像一名全能選手，什麼都得干，每次搞節目都要利用我的全身武藝來完成一台創作。要寫一段相聲，一段快板書，一段坐唱，舞蹈我雖然不懂，但也要有個創意，音樂我也要寫，還要輔導一段戲劇清唱，演出時我自己還要吹一個笛子獨奏。我從首鋼這個大公司回到分廠裡，結果也沒閒著，一天到晚躲不開，累出一身的病，最終累得吐了血。
說起這次吐血，本來是能避免的，因為可以不那麼勞累，就是勞累也不能過度。不管什麼人，只要你病了，真正受連累的是你的家人，外人同情是同情，家裡人受的不光是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壓力。我這一病第一個受害者就是我的愛人。
這次吐血查出來是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為保全性命立即做了胃切除手術。做手術那天，門口黑壓壓地站著一片人在等候消息。不知道的都以為是哪位領導病了，仔細一打聽原來是一名普通工人。一名普通工人做手術，影響了這麼一大堆人，鬧出這麼大動靜，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有一個非常好的人際關係。
按一般來講胃切除手術頂多做四個小時，而我這次卻做了八個小時，家人不放心，問到底為什麼這麼長時間。醫生解釋說懷疑我有癌，所以手術做得細。其實我這個手術做得並不好，術後造成了腸粘連，落了後遺症，給我後來的生活帶來了很多麻煩。
也是趕上我倒霉，我做手術的時候，正趕上「文化大革命」，大夫都靠邊站了，那天是護士長當的大夫，能不出錯嗎？後來我寫了一段相聲諷刺外行做手術：一個賣羊肉的當了外科大夫，一位患者得了盲腸炎，需要開刀，這個賣過羊肉的大夫，一把就把患者抱起來掛在鉤子上……這就是根據我自己的遭遇有感而發寫的。
初來乍到曲藝團
我在工廠已經習慣了，不知道那時的專業團體是怎麼個作息時間。我調到曲藝團後，沒有馬上上班，因為工廠班組還欠著我15天的假，我把情況向於真團長說明後，她說歇吧，歇完假再來。我沒有歇過這麼多天的假，每天閒得沒事到班組和師傅們聊天或者幫助幹活。糊里糊塗終於把這15天混了下來，到北京曲藝團上班去了。
到了1979年，全國的文藝團體已經逐步走向了正規。我很高興自己又回到曲藝界。這一天鄭重其事地去西單劇場上班，剛進門口被一個人給截住了，那人用陌生的目光看著我說：「哎，站住，你是哪兒的？」我說：「我就是這個團的。」那人似乎有些疑惑，好像是說，我怎麼不認識你呀！我怕他誤會，趕緊補充說：「我是剛剛調進你們團的。」那人釋然。這個攔截我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後來的好朋友莫岐。事情過了好多年，我與他開玩笑說：「你又不是傳達室的，來個人關你屁事？」莫岐說：「我這是警惕性高，不讓壞人混進去。」
我任職專業相聲作者，編製屬於團藝術室，藝術室的人屬於腦力勞動一般不坐班，只是每星期四到團裡開一次會。我不知道這個規定，這一天正好趕上星期五，沒看見一個藝術室的人。正在奇怪，有人告訴我，藝術室每星期四開會，你回去吧，下禮拜四再來。我一聽心想好嘛又得待一個禮拜。
我在首鋼習慣了緊張繁忙的生活，這麼閒著有點彆扭，總覺得空空蕩蕩沒著沒落的。還好，過了幾天團裡有電話來，說於真團長找我，這才得以去團裡一趟，心想可能有任務了。沒想到見了於團長後，團長反倒先問我：「你沒事吧？」我心想你找我有什麼事呀？敢情團長的意思是說，你要是沒事和王素稔老師去上海看戲去吧。哎！真是沒想到，上海是個大城市，一直令我嚮往，今日有機會去上海看戲頓感萬分喜樂。這次上海之行，看了幾場滑稽戲，大飽眼福，也就是這次出差我接觸了上海滑稽戲開了眼界，給我後來創作相聲劇打下了基礎。在上海看了幾天戲，突然接到團裡電話，於團長讓我馬上回來。因為火車票不好買，團長讓我坐飛機回來。坐飛機在現在來說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那個時候可不是什麼人都能坐飛機的，能坐上飛機就可以到處說古了。回到北京我問於團長有什麼急事，於團長說：「本來讓你回來去哈爾濱開會，一打聽那邊會快開完了，你別去了，挺累的回家休息吧！」哎！我想我累什麼啦！得，什麼事沒有坐趟飛機。
回來後思前想後，自從進了北京曲藝團，什麼也沒幹，足足地歇了一個長假，去趟上海，坐趟飛機，有一種步步高、連升三級的感覺。後來，我跟相聲演員殷培田說起此事，我說：「我又不是寫戲的，讓我去上海看滑稽戲，說有急事，讓我趕緊坐飛機回來，回來了什麼事都沒有，怪不怪？」殷培田哈哈大笑說：「這老太太把你從廣播那邊搶過來心裡高興，有些燒包！」
從上海回來不久，1979年9月由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北京廣播電台聯合舉辦了一次主題為婚姻、道德的曲藝晚會。那場晚會一共七個節目，有四段相聲，四段相聲裡有我創作的兩段相聲，一段是馬季和唐傑忠合說的《約會》，另一段是趙振鐸和趙世忠合說的《指媽為馬》。這兩段相聲效果相當好，給觀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果說這兩段相聲是我的一次亮相，那麼緊接著過了兩個月，在由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與北京廣播電台再一次舉辦的有關五講四美主題晚會上，又有我寫的兩段相聲播出，同樣是馬季、唐傑忠合說的《秀英》，二趙合說的《嬌不得》。正像馬季老師以前說的，一個相聲演員平均每三四年出一段較響亮的相聲段子就很不錯了，而我一年就出那麼多好作品，真可謂是個多產作家。再加上年底，由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出品拍攝的電影《笑》選中了我兩段相聲作品，一段是《指媽為馬》，另一段是由郝愛民和趙炎合說的相聲《認別字》。我隨之聲名鵲起。
歷史證明我去了北京曲藝團應當說是如魚得水。第一，有了難得的機會，找到了一個創作平台。第二，有了充分的時間，心安理得、名正言順地進行工作。第三，曲藝團說相聲的演員多，寫相聲的創作人員少。我正好發揮自己的寫作能力。照演員的話來講，以前是狼多肉少。自從我一進團，寫得快、寫得多，包袱好，寫出來的作品一經出手就能用。這對曲藝團來說，就像久旱逢甘霖。可以說我對曲藝團缺少相聲作品的現象起了緩解作用。
到了1979年年底，我有幸參加了中國文聯曲藝工作者協會召開的全國著名相聲演員和相聲作者會議。通過這個機會，我認識了包括侯寶林老師在內的許多曲藝界的大藝術家。我記得一天晚上，侯寶林老師到我和王存立老師住的屋裡來，這讓我受寵若驚，我趕緊站起來給侯老師讓座，侯老師一直沒有坐，站在那裡和我們聊天，大師慈祥可親，平易近人，令人尊敬。在談到表演的時候，侯老師說：「表演是個嚴肅的藝術，在表演時，幾十年前我的手在哪兒，我現在表演時還在哪兒。」侯寶林老師說的話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在小組座談會上，大家談起歌頌和諷刺的話題，有的人一說起陰暗面來，慷慨激昂，憤然不平；有的人宣洩情緒越來越高漲，像開了鍋的水沸騰不止。李文華老師則不然，他是個非常老成的藝術家，輪到他發言，他半天才蹦出幾個字來，他說：「咱們別給共產黨勾煩了！」一句話把大家都逗樂了。在那次會上我與李文華老師成了忘年交。會後沒多久，李老師到石景山古城我的家去做客。那會兒也沒有汽車，李老師在勁松住，從勁松到古城坐地鐵要走很遠的路。
由於李文華老師與姜昆合作後，名聲遠揚，很多觀眾都認識他，有的甚至一直跟著他到我家門口目送他上樓。李文華老師是一個非常樸實的老藝術家，他到了我家對我們兩口子說，為了今天能到這兒串門，他昨天洗了一天的衣服。這讓我更加崇敬這位老師了。
有一次，我住在東二環空軍招待所給電視台搞晚會，想讓李文華老師上個節目。因為路不太好走，我就向住在那裡的一位顧客借車用。那位顧客是天津游泳隊的教練，他同意把車借給我，但是他的司機不太樂意。這位司機一路上板著臉一句話沒有說，到了目的地，不冷不熱地說：「您快著點兒。」我怕時間長他不耐煩，就說：「我要去的是李文華老師家，你不上去看看？」天津人一般都愛聽相聲，一聽說找的是李文華，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好奇地跟著我上了樓。見到李文華，那位司機激動不已。事辦完了李老師硬要送我們下樓，司機百般拒絕不讓李文華下樓，心裡好大一個不落忍。他說：「我是什麼人呀，您還給我送下樓？」最後李老師堅持送我們下了樓，那位司機當時感動得哭了。在回來的路上，司機熱淚盈眶，一個勁埋怨我沒有告訴他去的是李文華老師家，要知道是李老師家，說什麼也要把教練的照相機借來合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