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湊巧，我認識了著《海上繁華夢》說部的孫玉聲前輩，又認識了孫玉聲前輩的令坦鳴社祭酒郁葆青，繼著又認識了郁葆青的令坦譽滿中外的史學家湯志鈞，一脈相通，三代連繫，這樣的事，確是難得碰到的。
十年浩劫，我所藏的文物書籍，被掠一空，及撥開雲霧，重見天日，可是文物不知哪裡去了，僅歸還了部分殘冊。一檢之下，深喜孫玉聲的《退醒集》和郁葆青的《餐霞集》，卻猶完好，因賦一詩：「秦火燔書信有之，叢殘收拾夜闌時。《退醒集》與《餐霞集》，差喜尚留翁婿詩。」但玉聲和葆青所著，無非稗官家言及古今體詩篇，至於學術方面，研經治史，起補苴張皇作用，那麼湯志鈞堪稱後來居上了。
湯志鈞熟於經學的源流系統，談到這方面，似數家珍，且多所闡發。他的經學，不是就經論經，而是把經學的起始、開展、消沉，以及怎樣的時代因素和社會背景作為要點，因此撰寫了《儒家經學與近代史學》一文，見解新穎，鞭辟入裡，當然和以往局限於訓詁義理的，有雀鵬之判。
關於史學，他重於近代，更注意於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階段。他既擔任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又兼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歷史學會理事、上海古籍整理研究組顧問，其他又有辭書出版社，請他負責《辭海》《中國歷史大辭典》部分纂輯工作。但他還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寫學術論文，近若干年中發表了五百萬言左右較高質量的著述。如《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博采旁搜，備極詳贍，論斷又復確當，在史學上作出一大貢獻。又《章太炎年譜長編》，記述了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三六年章太炎的主要事跡，成為煌煌巨著。復編輯了《章太炎政論選集》，可謂能者多勞，也就責無旁貸了。那日本的《朝日新聞》，載有《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動向》，力贊湯志鈞學術的偉大成就，影響了日本的史學界。又美國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教授柯文、陳學霖等，都有專文介紹，譽滿中外，決不是幸致的。
他一天到晚，捧著書，握著筆，不是讀，便是寫。甚至夏天不揮扇，冬天不擁爐，以免耗費寶貴時間。但他也有些其他嗜好，喜觀球賽，愛聽京劇，可是沒有暇晷前赴體育館和京劇院，不得已，每天晚上，在電視機的螢光屏上觀賞一下，便算過癮了。